都要受到民主的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法治的公正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其它组织和个人 “退出权” 的存在，是其避免受到政府权力滥用而产生的对自身利益侵害的基础。
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到政府的管制，民主和法治进程还需要一个过程，作为保护农民自身利益底线的“退出权”也由于一些制度安排而被剥夺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权力在逐步从一些其不应存在的地方退出，也就是政府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但是在农村，政府对农民的管制仍然过多，突出的表现在政府收费项目过多。在1993年清理农民负担项目时，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文件中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和少量集资项目共计85项，取消37项，而取消的项目中有些至今仍在执行，这还不包括地方出台的涉及农民负担的各种项目。[3]这么多的收费、集资项目本质上都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对于农民的管制。不要说一个农民，就是专门从事政府收费管理的官员也很难说清楚这么多收费的含义、内容等。因此，农民方方面面都要交钱交物，基本的产权没有得到政府有效地保护，反而时时处处受到了政府的侵犯。政府对农民的最重要的管制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造成的长期城乡分割体制而形成的农民与城市居民身份上的巨大差异。它同样也提高了农民的退出成本，因为选择退出失去的将是群体的认同感。同时，政府加在农民头上的各种负担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代其收取，否则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征收费用过高。而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基层组织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基层组织凭借农民“退出权”的丧失不但可以将自己的各种负担加在农民头上，还可以将政府各部门的收费也一起收取。这就造成了目前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四

综上所述，农民负担问题的基础在于农村产权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因此，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也要从此入手。要将农村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从中剥离，还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还农民的“退出权”。同时要减小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些不必要管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从分配制度上试图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势必造成短期内减轻，长期内反弹的结果，根源在于它并没有解决农民负担产生的基础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2002：《农村税费改革知识问答》，党建读物出版社。
〔2〕孙立刚，2000：“农村公*品供给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刊》第2期。
〔3〕张维迎，2001：《产权、政府与信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孙立刚，1999：“外在性、反对成本和农民负担问题”，《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5〕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999：《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6〕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
〔7〕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8〕孙立刚，2001：“资源、产权与农民收入问题”，《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9〕巴泽尔，1997：《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0〕周其仁、刘守英，1989：“湄潭：一个传统农区的土地制度变迁”，载于周其仁编，1993：《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1978-1989》下册，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
〔11〕孙立刚，2003：“权力、退出与农民负担问题”，《调研世界》2003年第3期。
题目英文翻译： the review of rural tax and fe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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