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自有的农地（户均1公顷农地），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在土地改革之前，大部分农民耕作着很少一部分农地，而且大部分农地为地主所有，不少农民是雇农或者租田农。经过了土地改革，绝大部分台湾农民有了自己的农地，可以说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了确保台湾农业的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农地农用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农地为农业服务的功能。
土地改革对台湾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有不少争论。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土地改革的成功，明显地改进和推动了台湾农业的发展。他们的理由是，大部分少地、缺地的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对土地的投入自然会增加，与此同时，土地改革政策使得大量小地主退出农业生产，转向投资工商业，大大地带动了台湾的工业化和城市进程。但是，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土地改革的初始目的是社会公正，而不是农地使用效率，因此，土地改革没有明显地提升台湾的农业经济经营效益（李承嘉，1998）。黄树仁教授认为，台湾农业生产效率在农地改革之前已经出现稳步上升的势头，这种情况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而上世纪50年代台湾农业之所以有很好的发展，只是与土地改革同步而已，并不见得是土地改革所致。还有观点认为，土地改革带来农业发展的看法，仅仅是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作长期宣传的结果，并不真正反映现实情况。
但是，我认为，土地改革虽然并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对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效果，但是也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点没有效果，甚至还是负效果。土地改革从以下两方面无疑促进了台湾农村经济乃至全台湾经济的发展：首先，解决了少地无地农民对农地的需求，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政府强行购买地主所拥有的超标农地，促使一些地主向非农产业投资，从而带动了台湾工业化和城市化。当然，台湾土地改革政策的效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直到最近，人们发现台湾的土地制度对台湾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乃至整个台湾经济也显现出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农地细化不利于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农地农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通过农地它用，实现生活和经济条件的更大改善，同时也助长了都市地价的暴涨以及*的腐败问题。（黄树仁，2002）农民为了突破农地制度的局限性，开始进行一些违规操作，比如在农地上加盖房子，变相使用农地（如建设观光旅游农业设施），兴建产房等。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农地改革后，农民真正拥有了土地，为以后他们从农地它用中获得收益奠定了基础。在调查中我了解，台湾农地细化后一直没有出现兼并，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在政策上严格限制农地它用，目的在于保护台湾农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对农地拥有了绝对的处置权和收益权，而农地非农化，收益是非常巨大的，相比较而言，农地买卖（农地买来只能用作农地，不能当作非农用地）的价格则低很多，所以，不少农民都等着自己的农地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就能转变为非农用地。彰化县的一个农会干部告诉我说，在台湾经济最景气的时候，许多农民手里有不少存款，没其他地方可投资，于是，就去买农地。买来的农地一方面也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祖业可传给后代，另一方面更大的动机是期望有一天能转为非农用地。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台湾的每甲（相当于一公顷）农地暴涨到1200万台币，现在回落到200台币一亩。但是由于农地被严格限制他用，所以，不少有钱人不愿花钱买农地。所以，现在农地买卖不活跃了，但是，农地它用，每甲地的价格是相当高的，其收入都属于土地的所有者，其他人和组织都没有权力去分享当中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不轻易出卖农地。一般来说，台湾农民一旦卖掉其农地，特别是能实现农转非，他们从土地买卖中获得的收入足以维持一生的体面生活。如果他们要投资其它产业，也能办个厂或者开一家店，还能当个小老板。因此，农民并没有因农地转为非农用地而收入降低、乃至生活地位降低。这与大陆的失地农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仅仅靠土地改革政策，不足以完全解释台湾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不是靠一项政策就可以的，正如大陆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一样。从对台湾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考察中，我发现，农会组织对促进台湾农业和农村发展，扮演了比土地改革政策更大和更重要的角色。
二
农会组织在台湾农业从传统小农形态向现代经营性、精致化形态的转变、在保护农民权益上以及提供农民生存、发展和竞争能力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对大陆农业和农村发展和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台湾的第一个农会成立于1900年日据时代，是台湾农民自发组织的，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尽管台湾农会经历了不同的统治时代，但是，其基本功能还是得以维续，一直对农业和农民产生重要的作用。在初期，农会“都是由农民自动发起的组织，它的目的乃农民为了共同从事垦荒工作，或为确保耕作权，或为求减租，然并无法律依据，当时日本政府任其自然发展，并未加以指导、监督或奖助”。（刘清榕、刘怡君）1908年后，日本政府才开始将其纳入到其统治台湾的规划之中，旨在实现其在推广农业技术、推销其本国生产的肥料以及将台湾打造成日本的粮食供应基地，因此从法律上规划农会，并由政府主管担任农会会长，加强对农会的控制。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对农会进行了重大改造，从原来的二级农会改为*农会，与此同时，聘请美国社会学家研究台湾农会，并为改造农会内部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基本上确立了台湾农会的最基本的组织框架，比如，农会分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农会内不仅设理事会，而且还设监事会、总干事；农会与合作社合并等等。
目前台湾的*农会分别是省农会、市县农会和乡镇农会，总计有290个农会，其中省级农会1个，县市农会21个，乡镇农会268个。农会对正式会员有资格要求：至少要拥有（或经营）1亩以上农地的农户，每户只有一个人参加，并且他们必须是自耕农、佃农或雇农，他们的户口在本地，一次*纳一定的会费（会费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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