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现在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农会自身的技术人员在技术推广和培训上已经难以胜任了，因此现在农会则扮演者为农民联系农业技术人员、起桥梁纽带的作用，农业试验场和高校院系在农业推广上大多通过农会得以实现。农会比起农业试验场和高校院系，与农民的联系更密切，更容易了解农民对什么技术的需求，而且农会每年都有大批收入花在技术推广上，有经济实力去聘请农业专家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
农会在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上还进行组织创新，一个最重要的创新是组建产销班。台湾乡镇农会是以乡镇为范围，一个乡镇内部还是有不少差别，对一个农会来说，要管好一个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也是有一定的难度，产销班就可以降低这一难度。每个产销班由10多个农民组成，是根据行业组织的，有水稻产销班、茶叶产销班、花卉产销班，每个产销班民主产生一个班长，一般来说，产销班班长都是农业生产能手，他们往往也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优先选择对象。推广人员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把农业技术教给产销班班长，然后由产销班长向产销班成员传授。据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的专家说，由产销班班长去推广一项新的技术，比农业专家直接去推广，更有效果，因为产销班班长懂得成员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不会与产销班成员产生隔阂和分离，他所说的话会更有效应，更容易被其它成员所接受。
农会在推广技术方面的作用已经受到农民的充分肯定，对台湾农业和农村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在*大学博士班学生舒中兴的陪同下，到阿里山的一个茶农家住了一个晚上，就农会的作用与茶农作了一次深入的交谈。那个茶农介绍说，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种茶，如何制作茶叶。他们村有一家将自己的女儿远嫁到南投县农村，南投农村早已经种上茶叶。这一家女儿嫁给的老公一家就是南投的茶农，有一年亲家到阿里山看他们，发现阿里山是一个种茶的好地方，就向他们建议种些茶业。于是他们开始就试种几棵茶树，那位亲家来辅导，与此同时，当地农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茶，就为农民组织茶叶技术培训班，为他们提供各种技术服务。我访谈的那位茶农记得他们是从83年开始种茶，先是种几棵，当这几棵有了收入，就增加种植数量，赚了钱再投入，有技术不懂，就向农会求援，农会会向他们介绍技术人员。就这样，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好，以至于现在不少茶农的技术已经超过农会推广部门干部的技术，农会虽然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但是可以经常请些专家为农民排忧解难，赢得老百姓的好评。
从金融信用上，同样台湾农民能从农会那里获得很好的服务。缺资金是我们大陆农民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一般农民很难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因为大部分农民没有财产可作抵押，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地上的附着物又不值多少钱，尤其是农业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都不愿意向农民发放贷款，而大陆农民又没有像台湾那样的农会组织为其提供信用服务。据我了解，台湾农会为农民提供的信用贷款至少有这样几种：购屋贷款、农机贷款、购农地贷款、消费性贷款、信用放款、修农宅贷款等等，如此五花八门的贷款不仅仅解决了农业生产所需资金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农民生活所需资金问题。目前台湾的农会担心的不是没钱贷给农民，而是来贷款的农民太少。桃园县芦竹乡农会信用社一年的存款余额高达210亿台币，去年仅仅贷出90多亿，存贷比例过大，导致一些农会剩余资金太多，现在已经影响农会的收益。
第三，农会帮助政府，有效地落实有关农业、农村的优惠政策，
农会是台湾政府藉以实施有关农村和农业优惠政策的重要中介。农会在农民中有着很好的声誉，颇得农民信赖，这有赖于长期以来农会为农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贴近农民生活，了解农民的所想所需。虽然农会在许多方面跟农民的关系是互惠的，但是，这样的互惠是获得农民认可的，关键在于农会能提供农民所需的有偿服务。通过这样的互惠互动，农民一方面离不开农会，另一方面相信了农会。因此，农会的做法容易博得农民的肯定。基于这一点，政府选择了农会作为其优惠政策的落实者和执行者。比如，政府委托农会收购粮食，将对粮食的保护价交由农会去执行；政府为农会的技术推广任务提供经费支持；政府委托农会向老年农民提供老年农民金，等等。当然，农会不是无偿为政府提供帮助的，而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手续费（这也是农会的收入来源之一）。一方面农会使政府的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另一方面自己获得更好的生存资金，而对政府来说，虽然要向农会支付一定的手续费，但是，却能增加政策的效益，也增强了农会的作用，减少政府的负担。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相互依赖的功能结构。
第四，当然农会不只是帮助政府落实政策，而且也是农民表达、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机制。借助于农会，台湾农民具有了与政府谈判的重要能力力，从而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至于受到侵害。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2003年3月台湾农会组织13万农民抗议政府通过商业银行兼并农会信用部的计划，从而迫使政府放弃兼并计划，于是政府采用了在农会内部进行相应的重组和改造做法，从而获得了农会的支持。农会还是台湾的*选举中一支重要力量，成为农民影响决策的重要途径。
最后，农会得以存续如此之久的另一个大秘诀是农会已经发展成为有强大经营能力的公司化组织。民间组织的存在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经费难以得到保障。台湾农会组织大多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得益于政府将农村信用业务交给农会来办理，信用业务成了农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农会来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农会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手续费。农会还一个收入渠道就是，开发多种为农民服务的渠道和品种，比如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有的农会还兴办农副产品加工厂，经营自己的农业产品品牌，甚至有的农会还兴办幼儿园等。有了诸多的经营，农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碰到经济问题，就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免费服务。当然农会的公司化经营也会有可能损害它们为农民提供免费服务的能力，但是台湾《农会法》却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规定，从而有效地阻止了这种可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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