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因不同地方的农会而不同，有的要交纳1000台币，有的要交纳1200台币）。也就是说，要满足这样五个条件，才能成为农会的正式会员。农会赞助会员为没有农地的人所申请的会员。正式会员与赞助会员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后者则没有，其它权益和义务都是一样的。会员选会员代表，会员代表选理事，一个农会选出9个理事组成理事会，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长，由理事会选聘总干事，又总干事负责经营管理农会业务，选任农会组织的职员。赞助会员不能担任理事，但是可以被选为监事，监事会也是由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负责重大事件的决策以及推行业务，监事会则负责监督理事会的决策和对业务的推动和运作。这基本上是乡镇农会产生的程序和过程。各个乡镇农会选出会员代表，选举县农会9名理事，由他们组成县农会理事会，与此同时也选举监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分别选出其理事长和常务监事长。同样由各县农会选出会员代表，选举省农会理事和监事，组成理事会和监事会。台湾《农会法》规定，每四年选举一次农会监事会和理事会。尽管是*农会，但是省、县、乡镇农会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上级农会对下级农会有督导职责，但没有监督权力，一般由县政府监督。省级农会、县市级农会只有协调、联络作用，没有处分权，它们也不设信用部，只有乡镇农会才有信用部。
台湾《农会法》规定，农会的宗旨是“以保障农民权益，教育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为主旨”，简单地说，农会具有教育性、经济性、社会性和*性，这也就决定了农会的多功能性。按《农会法》的规定，农会有21项任务，主要由四大业务部门来承担，那就是信用部、推广部、供销部和保险部。从教育性上看，农会通过推广部向农民传授、推广农业新技术、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技术困难，因此，农会要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还帮助农民组建产销班，如花卉产销班、茶叶产销班等。从经济性上看，农会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解决农民生产资金困难，推广优良品种，加工农产品，开拓农产品市场等，农会以此也为自己创造收入，维持农会的生存和发展。从社会性看，农会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提供各种日常生活知识，如为农村妇女举办家政班，教育他们如何改善家庭生活。从*性上看，农会担当着政府政策的宣导、优惠政策的落实等职能，尽可能为农民争取更多的权益。
在从成立至今的100多年历史中，农会在台湾之所以能存在如此长久，与其发挥的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农会组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台湾农会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性质、多功能的组织：从最初作为纯粹的民间组织出现，后来被政府收编，成为由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民间组织，在日据时代，日本政府将台湾农会进行改造，为其统治台湾服务，到国民党时代，政府仍然主导和控制了农会的运作。但是，政府的主导性和控制并没有完全消除农会的民间特性，特别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服务的特性。尽管农会并不是一个纯粹公益性的组织，它向农民提供的服务经常还是有偿性的，比如金融和供销等服务，并从中赚取各种收入，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但是，农会也不是一个纯营利性的组织，具有保护农民利益的保障功能，而且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它担当着许多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不少职能。如此多功能、多性质的混合，并没有损害着农民对它的需求和信赖。那么，为什么一个如此复杂的、多性质的组织竟然在100多年时间里经过如此多变的*生态而还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认为，相互制衡机制和多功能混合是最主要原因。
农会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来源是，领导是民选产生的，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与此同时，在内部也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机制。民主选举体现了农会的自治性和民间性，对农会领导产生了外部约束和压力。与此同时，农会还有一套内部监督约束和监督机制，比如，监事会对理事会有一定的监督作用，理事会不具体经营业务，而是由理事会聘请的总干事去负责经营，但是，农会的最终决策权不掌握在总干事手里，而是掌握在理事会手里。理事会和监事会是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每四年选举一次，由此可以制约理事和监事的行为。为了防止农会演变为纯粹营利性组织，《农会法》从收入分配上严格规定了农会收入的使用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农会收入的67%必须用在农业技术推广，乡镇农会还要拿出8%的收入上缴给县级和省级农会，作为它们的办事经费。这条规定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它确保了农会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通过营利机制从农民那里多赚钱而全不顾农民的需求。另外一点是，县政府对乡镇农会具有一定的监督权，比如，总干事的候选人必须要通过县政府的资格审查，才能参与理事会的选聘，否则的话，是不允许参与选聘的。在这里，政府虽然并不直接经营农会，但是对农会也不是放任自流、不闻不问，而是从管理角度对农会进行引导和监督，并将一些优惠政策交给农会去落实和执行，这一方面摆脱了政府直接落实优惠政策而出现的低效问题，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农会的积极性，特别是通过农会与农民的良好纽带，更好地发挥优惠政策的效用。
农会的最大生命力来自于在为农民提供了完整的服务体系、解决农民缺技术、缺资金、缺销售渠道等困难和问题的同时，实现自我创收、自我发展，将公益事业与自我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大陆农民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得到解决的需求问题，目前在台湾农村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农会大多能帮助农民解决，为农民提供服务。尽管大陆在农村乡镇设立了农技站，但是在改革开放中，农技站由于缺乏经费而难以继续运作，有关人员只好另谋职业，农技推广和咨询服务工作却没有人去做，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渴求却不能获得满足。在台湾，农会为农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台湾农业技术推广有三个部门在进行：一个部门是农业试验场，这是由政府兴办的，专门为农民提供免费技术服务；一个部门是高校农业院系，每年都有教授下村为农民提供各种免费咨询和教育活动；再一个部门就是农会。农会在台湾的农业技术推广上扮演着前两者难以替代的角色：农会也有些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以前他们就能为农民讲解农业技术知识，举办各种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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