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仅构成了村民文化上的价值，而且构成村干部文化上的价值。村干部不仅看重可以得到的物质报酬，而且看重能否得到村民好评一类的文化报偿。一个关心离任后村民如何评价他们治村状况，急切地期待得到村民好评的村干部，当然不愿意让村民说就是在自己的任上留下了村级债务这种不光彩的“政绩”。
宗族重建起来的还有农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也许我们可以在报刊上看到更多江西农民表达自己负担沉重的声音，更多江西农民因为负担而群体上访甚至闹事的消息，却不清楚江西与湖北同等收入的农村，江西农民负担不及j市农民的一半。j市农村，我们称之为“缺乏分层与缺乏记忆”的农村，农民的组织能力几近于无，一致行动能力几近于无。所有农民都感受到了不能忍受的负担，但没有谁愿意为减轻自己的负担而去上访告状，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不会有结果，因为别的农民对他的上访告状无动于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操么子心！”是j市农民的口头禅。
农民一闹，违反中央政策的负担就不敢加码，就会取消，农民负担就轻。农民上访闹事靠的是他们组织起来一致行动的能力。宗族不仅可以组织农民到县里省里上访，还可以对行为不良的村干部构成有力牵制，所谓“赢利型经纪”，在宗族氛围浓重的背景下，不仅缺乏文化基础，也缺乏组织基础。农民的组织能力还会对那些欠村集体款项的农民构成强大压力，“唾沫星子淹死人”，一个欠村集体债的农民就是欠了全体村民的债。一个拒绝参与村庄公益活动的村民就是自绝于与全体村民共享村庄价值，就会被村民排挤出村庄正常生活，这是所有注重村庄生活价值的人都无法忍受的代价。而再看j市农村，谁管他人欠集体的债呀，又不是欠自己的债。
构成农民组织能力或一致行动能力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乡村社会性质”，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构成农民负担和村级债务的一些深层原因。要理解村级债务，就不能仅仅从政策上考虑，也不能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农村调查，而应有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j市的村级债务是十分严重的，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湖北省的村级债务都很严重。全国的情况也许比湖北情况要好。安徽调查说，全省有3万多个行政村，目前负债总额64亿元，村均负债16.9万元，最多一个村负债超百万元[1]。这点村级债务，顶多相当于j市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当然是低得不得了。我们到吉林永吉县调查，永吉农村的农民负担和村级负债也比j市农村低得多了。在永吉县金家乡调查，乡干部说，听说邻县有村级债务过百万元的村，可见永吉县村级债务不严重。不过，永吉农村也如j市农村一样，乡村干部最头疼于收取税费，农民有越来越多人不愿上缴税费，村干部只好高息借贷上缴。这样发展下去，相信永吉县农村现在还不多的村级债务在越过某个临介点后，会恶性膨胀起来。未雨绸缪，现在正是想办法的时候啊！
三、严重后果
回到j市这个村级债务已恶性化的地区来，看一看有什么化解村级债务的良策可想。先看一看村级债务的恶果。
第一，高额的村级债务首先让村民失去了对未来村庄生活的基本预期，一些稍有能力的村民赶紧想办法搬出村庄，几乎没有村民愿意或敢于对村级债务负责任。失去未来预期的村民会更为掠夺式地经营农田，更为短期地安排自己的规划。有一次到农村调查，听说有农民买了大豆种子，准备来年改种大豆，我们颇奇怪，j市是水稻产区，水稻产量高，经济效益比种大豆高得多，何以想改种大豆？原来，村民并不是想种大豆来调整产业结构或获得更好经济效益，而是以前的水利设施越来越破败，村组两级以前还维修一下，勉强可以引水过来种水稻，现在村组干部也不维修水渠了，村民也没有谁愿意或有能力去主持维修水渠。总不能让田空在那里，就种大豆算了。
种大豆总还算种了作物。有些地方的农民干脆抛荒。g县钱曹武镇抛荒面积达到2万多亩。g县全县耕地面积共有80.29万亩，2000年抛荒面积竟超过10万亩。抛荒的原因不止是农民负担太高，而且是由于村民对巨额村级债务如何偿还失去了信心，从而不愿对农业生产条件稍差的土地进行投入，其结果是农业生产条件越来越差，生产所得收入还不够交纳各种税费。
近些年，农民也不再在村庄建造新房子。一方面是因为手上没钱，另一方面，有点钱要建房子，也一定建到镇上或公路边上，永远离开村庄最好。在中国农村人口如此之多、城市压力如此之大的背景下，农民失去对乡土社会的基本依恋，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第二，高额的村级债务让村干部失去了基本的工作热情与责任感。得过且过已成为当前农村干部乃至乡镇干部的普遍心态。无力回天呐！那些在村干部位置上呆过很长时间且竭力使村级减少负债的村支书们，还在尽他们最后一点责任。有一次到a镇马港村调查，马港村支书是一个老支书，他凭借自己的那份有些固执的责任感，让马港村仍然只是全镇负债最少的村庄之一（仅负债42,900元）。他担忧地说，形势逼人，我已经撑不住了。他说这话时，脸上充满着忧郁，这张忧郁的脸时常在我头脑中闪来闪去。马港村与曾集镇相邻，马港周边村几乎都是债务过百万元的村。这如何让他不忧郁。
忧郁的村干部太少了，因为大多数村的债务已经过了忧郁这一关口，仅仅忧郁或负责任，对于巨额的村级债务已无实质意义。不仅如此，乡镇要税费提留的硬任务必须完成。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如此）开始，收税收费都成了村干部的事情，财政的农税员、地税所的地税员和经管站的经管员是不下村收税收费的，下去的只是包村的乡镇政府官员。村级债务越高，农民负担越重，农民负担重且村级债务高，农户就不愿意交税费，不愿交的农户越来越多，说破嘴皮也没有作用。村级债务的债权人则整天跟着村干部讨债。
第三，高额的村级债务也让乡镇领导失去了偿还村级债务的信心。何况乡镇本身的债务也很多。在j市农村调查，乡镇干部流露出的那种悲观情绪，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只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乡镇领导人，就一定清楚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在任期内还清甚至减少村级债务。农民的负担要减，乡镇政府要运转，学校教师的工资要发，一些表面工作多少要做一点点。曾集镇党委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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