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贫困阶层民众接触的经验，我倾向于接受何清涟的解释，她说，这些边缘性群体成员的犯罪动机，不能用西方社会犯罪学中常用的概念来说明。西方社会总是用犯罪者的反社会态度来说明其反社会行为的根源，而中国这些边缘化群体的犯罪现象却很难用反社会态度来说明他们的犯罪动机。事实上，通过对大量的犯罪者素质的综合分析，这些犯罪者多是半文盲和文盲，对整个社会根本就缺乏一种系统的了解。他们的犯罪目的往往非常直接，主要指向是劫财劫色，尤其是财产型犯罪非常普遍。在对很多"三无"人员犯罪实例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犯罪者的素质之低下：不少人在抢劫、强奸之后，其活动半径仍超不出原有活动区域，公安人员只要有点耐心守株待兔，不出几天就能将人犯捕获。可以说，这些犯罪者对自己犯罪的行为后果都缺乏了解。在犯罪者对自己犯罪动机的阐释中，没有几个"三无"人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除占有他人财物冲动之外的任何解释。只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因看到城里人生活好而产生强烈不满，仇视城里人，而萌发要抢劫的念头。［16］（ｐ262－263）这就是说，边缘性群体长期处于事实上极端不平等地位，积贫积愚，根本没有完成必要的社会化。他们所以犯罪，多数情况下并非他们挑战现存的规则、价值和秩序，而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则、价值和秩序，有的仅是简单的生理和心理冲动。而在我国当前，却存在着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危害着社会的秩序与安定，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而这一阶层的存在，责任却不在它们自身，而在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差别对待的制度与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在维护了一些阶层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却将另一些阶层边缘化、贫困化，使他们无法完成起码的教育和社会化，最终成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隐患，成为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上述事例还从反面说明公正与平等对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社会需要信任和合作，尤其是在灾害和战争时期。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制度性的平等、宽容和关爱；歧视和不平等则将破坏这种信任和合作，并增加不满和对抗。另一方面，每一个阶层都是依存于社会的，不管它如何高贵。上层社会若要过得舒适安心，需要以整个社会机体健康有序为条件。等级与特权虽然维护了特定阶层的利益，但是他破坏了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状态，并最终会危害到特权阶层。城里的学校不接纳民工的子女入学，农村孩子不能接受正常教育，尽管可以维持城里人未来的竞争优势，但是未来一个庞大的、无法完成正常的社会化、不能内化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阶层，势必危害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城里人也难以独善其身。这说明，公正和平等不仅是弱势群体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稳定、有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需要，我们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体，都将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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