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账户。可用个人缴费的一部分建立家庭账户，由个人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个人缴费的其余部分和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用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或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
2004年，国家还出台了对农民罹患爱滋病实行救助的政策，农民患者可以得到免费检查治疗。
（3）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农村人口质量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04年3月，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从2004年起，在15个省市开展对部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确定奖励扶助对象309,949人，奖励扶助专项资金支出达2.12亿元。按照这项政策，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的年满60周岁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每年将获得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这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转变的一个质的飞跃。这项政策对于调整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改变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状况，提高农村人口质量，将发挥深远影响。
奖励扶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确定负担比例，安排专项资金并分别纳入当年财政预算。西部试点省份按基本标准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中部试点地区按基本标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50%。按照这一标准，2004年奖励扶助专项资金预算总额为2.12亿元，需中央财政负担1.61亿元，地方财政负担0.51亿元。
三、关于2004年农村政策的若干评论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当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05年的1号文件又发布了。连续两个1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1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1号文件明确表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文件在总结国内外农业成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规范性意见，对各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的决心和魄力。这在中国农业政策史上是空前的，这些政策的落实将极大鼓舞亿万农民焕发生产积极性，推动我国农业真正跃上新的台阶。
两个1号文件将对我国农村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农村问题始终是制约全局的关键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建立在从农业获取全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特别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有极大的依赖性，使农民成为经济成长的负担者，那么，这个国家将滋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并终将危及社会安定，破坏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由农业向社会的净贡献转向社会向农业提供净支持，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2005年的1号文件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有能力迈过社会重大转型这个门槛，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新时期。
两个1号文件能够出台，充分反映了新一届中国政府全新的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把国家安全、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作为主要施政目标，把对社会弱势阶层的扶助作为实现施政目标的重要政策内容，重大政策连连出台，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新气象、新活力。这证明，在外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形下，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行动魄力是一个国家完成重大历史转变的关键所在。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这个历史转变，是中国亿万农民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后才能够出现的。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农村不仅向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还提供了大量用于城市扩张的土地。在一些关键时期，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前行中的民族躯体。我们犯的任何*错误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农民首先成为承受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方使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由此为结束农业哺育工业创造了条件。我们必须感谢中国农民，必须给他们以回报，必须引领他们与城市居民一起迈入中国发展的主流。
正像新的2005年1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后，中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难点又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们认为，提高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调整，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将是今后我们农村工作面临的难点；如何通过对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改造，强化农村社会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承接能力，也始终是我们需要破解的难题。这些困难交织在一起，需要一种更清晰的思路和更有效的政策来把握和处理。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实现这两个转变，在大的方向上也可以叫做“城乡统筹发展”，但从这两年的政策运作的趋势看，我们对实现后一个转变还缺乏有力措施，并从结果上看也影响到前一个转变。“城乡统筹发展”是正确的方向，但如何实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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