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面积不足2亩的国情决定仅仅在减负和直补上作文章，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大多数农民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局面。因此，政府不应将过多的精力局限于通过减负和直补来增加农民收入，还应在增收之外想办法。农民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一是生产成本高。以湖北荆门为例，一般种稻麦或稻油两季，亩平生产成本在400元左右，最高达600元。包括排灌的水电费50元，最高的过150元；肥200元，最高达250元；农药50元，最高达100元；种子70元；脱粒和运输30元。二是抗灾能力弱。近几年来，因农村水利大多维修不力、农业科技人员服务不到位，农民的抵抗水、旱、虫灾能力有所降低，收入不稳定。三是治病难和读书难。相当部分农民无钱治病和供子女读高中上大学。不少农户因病或因子女上大学而返贫。四是文化娱乐活动贫乏，老人特别孤独、寂寞。因此，政府应运用财政资金来加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建立医疗卫生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满足农民兴趣的文娱活动。
第三，培育农村中的社会资本，解决农村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农村公共品特别是农业灌溉、乡村道路、卫生防疫等都介于严格的公益物品（public goods）与私益物品（personal goods）之间，奥斯特罗姆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她认为，要解决农村公共品供应不足和无效的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集中控制或个人独立行动，只能依靠农民建立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制度的设计和运作[20]。而自主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有效结合。目前农村公共品的供应不足或无效，主要不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足，而在于社会资本的缺乏。帕特南在考察意大利1970年以来20多年的地区政府的治理绩效的差异后，指出，由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地区政府治理绩效的重大因素。并且，政府在培育社会资本方面也能发挥作用。因为“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实践” [21]， “明智的政策能够鼓励社会资本的形成，而且社会资本也会提高政府行为的效力[22]”。因此，政府在向农村进行财政投入输入物质资本的同时，还应该制定明智的政策，培育农村的社会资本。当前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鼓励农民建立一些自娱自助的自主组织，如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用水协会；二是赋予现存的正式组织如村委会和民间组织如宗族、宗教、香会的自我管理的权力，并允许它们在不违背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制定一些分级制裁的规则，对违反它们内部管理规则的人进行惩罚，确保“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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