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2]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各地区、家庭之间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形成一种所谓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为此，处于贫困线下的广大农民理所当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这种不满情绪同革命时代那种对贫富分层直接不满又有何不同呢？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分析指出，多数人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3]当前，不正当收入包括不合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不合法收入指用以下手段牟取的暴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漏税费、*贩私、制假售假等；不合理收入有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和工资外的大量隐性收入。农民被排除在这些收入之外，必然产生强烈的剥夺感。
（二）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易遭受攻击和伤害。农村改革后，买卖重焕生机，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崩离了集体的束缚，农民获得了自己选择和判断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的自由，自主精神开始复苏和传扬。但农民的总体力量（无论物质还是精神）还相当薄弱，加上农村自始至终没能形成行动现代的契约社会，无法甚至多数时候无意识要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因此，不足以抵抗外来的攻击和伤害。如今，农民不仅要遭受来自自然性和市场性的各种攻击和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性和行政性伤害。面对上述种种伤害，有的农民无力应付，牢骚满腹，敢怒不敢言，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的指标；有的则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情绪低落，任人摆布与宰割；有的求救于超自然力量，沉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上帝和神灵，以求解脱；有的则怒发冲冠，烈火中烧，企图采取激进的攻击行为来摆脱现状；有的则缅怀集体时代的悠哉安适与均贫，逃避现状，厚古薄今。
（三）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涉及局部利益、特殊利益和个体利益时，它们又各有所求，各不相同。因此，各阶层、利益集团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决策者表达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图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利益表达渠道与关节的疏通至关重要。那么，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现状又怎样呢？首先，农民自己的人大代表无法代表自己，乡镇人大代表表选举流于形式，走过场，人大代表多为党政领导钦点，没有为农民发言的自主权；其次，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村委会，或隅于弹丸之地，力单势薄，人微言轻，无力传达农民心声，或直接受控于乡镇一级党政，成其办事机构和传声筒，更无从为农民说话；再次，各级农口部门既不独立于政府，亦不超然于执政党，它们只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执行部门，直接对上负责，断然不会平白无故或自觉地为与自己无直接利益瓜葛的农民讲话，为农民争利；最后，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农民与其他广大社会阶层、集团一样是为其所代表的。但问题也出在此，既然党代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集团，那么政策的制定、资源的分配和制度的安排决不会不偏不倚，必将有所倾斜；而倾斜于谁，主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博奕。[4]诚如前文所言，农民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堵死和不畅，农民自然无法表达自己了。从纯心理学角度讲，农民无法表达或思实现自己的要求，便是遭受到了“挫折”，[5]在心理或行为上自然有所表现，借此来解脱挫折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减少内心的冲突与不安。这种表现就是我们所说是社会情绪。
（四）国家长期的制度性盘剥到使农民不堪重负。农民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它对造成当前农村不良社会情绪应当是“居功至伟”，不能忽略的。农民负担过重，必然导致多数农民无力脱贫。脱贫，不仅仅意味着摆脱某种状态而达到另一高级状态，或许，更应该理解为具体有某种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农民可以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性灾难，并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争取脱贫致富。然而，我国的农村的各种制度安排恰恰是制经久这种能力生成的主要障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新中国选择了苏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6]，实行过度提取农业补工业，为加快工业特别的重工业发展积累基金；压榨农村“化”城市，提高固有城市化水平；剥夺农民养市民，使农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各种赋税和“剪刀差”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人口袋。为了确保这种政策的合法化和有效实行，政府在农村做了诸如二元户籍制度、土地流动限制制度、城乡歧视制度以及独特的财政制度等制度安排。[7]在这一系列制度框架内，农民成了有别于城市人的“另类”，遭受着城市人无法想象的歧视、禁锢和盘剥，势必造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语）的尴尬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的不断觉醒和进步，农民等价交换意识、身份平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的普遍提高，而阻滞农村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却仍在运作，这势必引起农民对自己肩负的这套枷锁产生不满情绪及对其不合理性的反抗。
三、不良社会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阻滞农村经济的发展。有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5，96年以来，农民收入基本上呈零增长，甚至有些地区和家庭出现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生产资料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入不敷出；地方政府通过巧取豪夺，乱搞摊派和歪曲国家政策等手段过度盘剥农民，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而国家在农业基础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推广农业高新科技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远远不能满足于农村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要求。于是广大农民，甚至一些基层干部，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对农业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认为寓在农村种地“划不来”，不但不能赚钱填补家用，反而还要赔上整年工夫和老本。鉴于此，一些青壮、中年劳动力纷纷“逃离”土地，投奔城市寻找生存，剩下一群“老弱病残”留守着那一片荒芜的“废墟”。
（二）影响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党要始终代表这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质上就是要努力做到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8]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