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和依法行政的能力，使广大农民懂法用法，正确行使各项权力，积极履行应尽义务，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群众向来缺乏法制意识传统，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权；在违法侵权面前，他们要么采取私了，息事宁人，要么以暴制暴，造成更坏的后果。特别是在面对政府的违法行政和粗暴行为时，他们更是无从“讨说法”，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事情发展到严重程度，则极易采取上访，围攻、摧毁政府机关，驱逐政府工作人员等个体、群体性激进行为。这些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所希望看到的。除在农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外，执法机关还必须坚决果断依法处理一些恶性违法事件，取缔一切非法组织。比如，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有些规模较大，影响较坏，但它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用说服教育和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加以处理；倒是对个别别有用心，煽风点火，领头闹事的则必须依法逮捕，严肃惩治；而一切农村非法组织如宗族组织、邪教组织、地下教会、和地下*等，一律毫不留情地加以取缔，追究主要当事人的责任。农村法治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心灰意冷，丧失信心；也不能超之过急，或流于形式，或引发事端。
（三）发展经济。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农村尤为突出，它是农村社会一切其他矛盾的根源，因而要解决这个矛盾，进而解决包括不良社会情绪在内的其他社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主要观点。朱镕基曾经不无疑虑得谈到，中国入世以后，他最当心的是农业，因为外国农产品以现代技术生产，无论价格及成本都低于中国，若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并会对内地农民构成影响。[10]那么，面对加入wto给农业带来的冲击，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供给总量平衡，结构性过剩和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应如何突出重围，重现发展态势,这是摆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学者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四）革新制度。上文已提到国家在农村安排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并指出了其问题所在，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与其说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农村的制度设计问题。不解决制度问题，任何设想解决“三农”问题的“良方妙单”都不过是天方夜谭罢了。一方面，国家应摈弃半个世纪以来对农村实行的掠夺式盘剥政策，分解各类歧视性不合理的农村制度，承认农民正当的国民身份，保障其权利和待遇。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广大农村重建农会。我们提到过，其中引发不良社会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农民与政府、市场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以至积重难返，民怨载道。农会，作为一种新型的制度安排，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一个表达渠道的问题，充分充当农民的代言人、代表人和代理人。要不要重建农会，在中国已不在是个理论禁区了，而且这个理论争论的结果已越来越明了，有的学者甚至坦言，重建农会只是时间问题，“让农民重建农会是社会发展和进步必然的结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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