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南厂尚属投石问路寻求发展的话，那么，1992年又在已经筹建了千斤顶厂增建汽车附件厂的同时，开始筹建“京华电子仪器厂”。紧接着1993年在已经投资高达50万元扩建汽车桥厂之后，还自筹资金106万元建起了3·5万千伏的变电站，其中有80万元由群众集资解决（年息高达18％，累计计息）。这种缺乏预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的作法，为日后的进一步陷入困境早早地埋下了祸根。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边，早在1993年已经暴露了造纸厂亏损25万元的重大问题，集体企业的危机初见端倪，这本应得到村领导的充分重视，可是，1994年却又进一步投资50多万元购进生产线建成铝塑门窗厂。1995年乡村集体企业出现了全面危机，在生产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却又一次投资60万元购入雪糕生产线。这一年村民们盼望已久指望去改变企业现状的“x射线管”样品通过了质量鉴定，由于对市场行情一无所知，胎死腹中，不能投产，“只要投入生产就等于跳入火坑”。
乡村集体企业，尤其是像c村办的企业，从事的大都是对外加工配件的业务，与终端市场见不到面，这种间接地与市场连接的方式，完全受治于他人，在项目的设立及对产品的要求上村企业没有任何的主动权，有的只是听任上家厂子的随意指挥。作为弱者村的一方根本没有与外部单位平等谈判的资本，还要随时面对同为弱者的其他村庄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很容易造成同为弱者的村庄都失去了理性，相互间展开恶性的竞争，使共同的谈判对手从一开始便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强势地位。贫困的村庄只是为了挣得大中企业的那点加工费，动辄就得集资贷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以便购买机器设备建厂房。即便是那点被对方压了又压的加工费还经常遭遇到以种种借口赖帐拖欠。c村干部群众普遍反映，那时候连白天带黑夜地干，盘算着能有几十万加工费了，就这几十万，往往你催要多次只拿回两三万，就这还得请客送礼。没什么原因，就是厂子不景气，货卖不出去，没钱。当大中型企业也同样陷入困境之后，靠集资贷款办起来的乡村集体企业剩下的只有一堆机器和沉重的外债内债了。指望通过为别人加工零部件来偿还这些债务只能是做梦，在这里简单算一笔帐，1997年b县审计局对c村的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结果是负债6574·46万元，银行贷款2911·98万元。笔者以c村企业经营顺利、工农业发展状况良好的1988年至1995年（情况统计中缺少1993年数据），7年当中年均实现税后利润150万元计算，要全部偿还所欠债务需要63年之久。如果以1995年的63万元计算则需要150年。以25年为一代需要6代人才能还完这些年所欠下的债务。然而我们所做的这些假设条件几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挽救c村的集体企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继续干下去无异于跌入万丈深渊，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卖掉企业以资抵债。
(三)关于乡村集体企业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
乡村集体企业曾经作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村发展的两只轮子中的一只，在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乃至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整体变迁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无庸讳言，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促使乡村集体企业走上了改革或“改制”的道路，并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企业陷入危机，甚至大量破产倒闭。人们在盛赞乡村集体企业的异军突起时，却忽略了与之共生并存的脱胎于人民公社的旧的体制的各种弊端，而这正是直接导致一部分集体企业走向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消逝标志着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无情铁律再一次教育了我们。
中国乡村集体企业从起步阶段到鼎盛阶段，再到衰落阶段的整个历史，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对乡村集体企业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骨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应该承认，在以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为对象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过一些失误，对于这些失误进行必要的研究，和研究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与教训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笔者并不否定“明星村”的成功经验，一些“明星村”对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笔者不赞成将“明星村”作为唯一的理想模式。近十几年来，随着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学界的主旋律一直在为“明星村”的村民因产业结构的分化职业结构的分化而脱离农业半脱离农业，产生分化出新的阶层而感到鼓舞，尤其是将那些“高度分化”的村落当作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楷模，乐观的以为当时正处于“低度分化”、“中度分化”的村落都将陆续走向“高度分化”进而成为新的“明星村”，一批批“明星村”的建成也就意味着农村的现代化的实现。正是在这一设想的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各地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标准小康村”“亿元村”的运动，许多地方都把每年建成多少个“明星村”当作硬性指标提出来，由于这些指标都是与干部的政绩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出现了大量弄虚作假拼凑“亿元村”的现象。实际上，就大多数农村而言这是将仍处于激烈变动中的不稳定的职业分化过程当成了分化的结果，至少在城乡二元结构格局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之前，村庄里职业的分化将是有限度的不稳定的，实现真正的阶层分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
笔者认为，仅从某些暂时性的职业分化来断言整个农村中阶层的分化似有些牵强，至少是对当时的村情的一种误判。更何况农村里本来就存在村干部、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农民、走街串巷的生意人，既不属于新生的职业，也谈不上什么阶层的分化。即便是离开了村庄，走出去蹬三轮、卖豆腐，对于原住村庄社区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要讨论农村的阶层分化的话，能称得上“高度分化”的恰恰不是这些乡村集体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明星村”，绝大多数“明星村”都是倡导极端集体主义而排斥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的，甚至连“低度分化”也是不允许的，更谈不上“高度分化”了。所谓“高度分化”不过是从原来的大队、小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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