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变为支部、村委、企业“三合一”干部层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罢了。从职业地位社会声望等综合评价结果来看，即使是进了集体企业，村民与村干部基本上都应该属于水平流动而非垂直流动。在那些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存的村庄里，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农业生产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投入到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者是自己从事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经营，由于村庄不属于集体一家之天下，对农民的管制较为宽松，相当多的劳动力还可能进入大、中、小城市务工，相对而言，这类村庄的村民间贫富差别可能比集体企业发达的村庄大些，可是这正是职业分化的结果。要说“高度分化”恰恰是这些体制内精英也就是村干部对村庄的控制能力较弱，体制外精英亦即各类能人竞相活跃的村庄。以往被我们称作“高度分化”的村庄，在集体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完成之后，也就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才可能真正具备了走向“高度分化”的条件。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也还有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在集体企业解体之后，农民群体趋向于“原子化”，成为一袋“马铃薯”。即使出现后一种结果也不意味着这类村庄将重归“低度分化”的初始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正是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之时，对于农村的研究一方面缺乏较为完备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队伍也刚开始集结。另一方面中国农村正处于急剧复杂的变革之中，凭借既往的研究实践与经验很难对处于变动中的农村予以完整准确科学地把握。但是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府部门又急需社会学参与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与研究。因此，为满足社会学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与政府部门政策咨询的迫切要求，针对“明星村”的研究一时间成为热门中的热门。“明星村”研究明显地带有传统的“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普及推广”等一系列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及工作研究的某些特点。
对“明星村”的认识判断，即将“明星村”当作中国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及农村发展的高级阶段，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自上而下的不顾及主客观条件“一窝蜂”地兴建集体企业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造厂运动”的蔓延。
第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农村的现代化、城市化战略时，是以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与固化为条件的。在城与乡两个方面的互动关系上忽略了城市在急剧变动这一事实，缺乏预见，甚至依旧在津津乐道以单一的集体所有制面对城市的多种所有制的竞争。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问题，似乎只要坚持所谓“第二条工业化道路”即搞好乡村集体企业，同“第一条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决不是将城市农村分割开来分别解决工业化这样简单的过程，过多地乃至单方地倚赖农村自己的发展来实现中国的整体的现代化将是极其困难的，甚至连实现农村一方的真正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干预功能与超前意识，干预的对象就包括各级政府既定的方针与政策，而干预的目的在于将它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超前意识则是要强调探索精神，应该承认，社会学界在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尤其是在倡导推行“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的过程中顶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表现出极强的超前意识，有效地发挥了干预功能，推进了农村改革的起步。然而，在乡村集体企业的起步与发展阶段，社会学对农村的研究缺乏的正是超前意识，对于中国的宏观发展战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的走向力度及其对农村集体企业作用，缺乏预见。对农村集体企业自身的诸多弊端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更缺乏必要的科学的干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于乡村集体企业严重存在的诸如倚赖源源不断地注入大量资金来维持的平均主义，倚赖严格的思想乃至行为的控制以及凭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来维持极端的集体主义，一言以蔽之，对于类似的非经济的经济行为及高成本的*行为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种种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客观上加快了集体企业的衰落步伐。
从宏观的视角看，社会学对于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研究中，在众多的发展模式中对乡村集体企业有着特别的偏好。而且，社会学所做的努力大都是尽力去证实当时的注重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合理，以及乡村集体企业有着极其光明的前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却不仅仅是单一的发展模式。人们通常将各种发展模式划分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珠江模式”等多种类型。对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研究起步于费孝通教授1983年对苏南工业化的考察。费在《小城镇·再探索》中首先使用了“苏南模式”的概念。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文中首先使用了“温州模式”的提法，并且揭示出两种模式间的差异及各自特点。关于“珠江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较前二者稍晚，1984年以后该模式刚走出准备阶段进入发展阶段，“珠江模式”真正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得到普遍确认是在该模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亦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学界对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以及各地的“明星村”关注较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总的趋势看，成果中对集体企业的赞扬占压倒优势。对于“温州模式”以及私营个体经济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明显少于前者。由于各种原因，对于“珠江模式”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前二者更少。这种研究状况对于乡村集体企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前文已有论及，然而，对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私营个体经济得不到恰当的定位，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是“集体姓社”“私营个体姓资”。对于“珠江模式”的研究最初也有类似“姓社姓资”的问题。
第三，近几年，出现了作为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弱化趋势。在城市中流动的农民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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