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党在发展战略决策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展示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信心。按照这一思想，国家近几年来进一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下发“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支农、惠农政策，形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的基本框架。各地都按照这一思想的要求，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加大农业投入，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
三、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多予”，就是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就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放活，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放活农村经营，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最早是在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该《决定》指出：“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2002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200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的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和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又一次强调这个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已成为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从新阶段“三农”工作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首先，这是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依然是薄弱环节。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要求，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改变过去对“三农”给得比较少、取得比较多、管得比较死的做法，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二，这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必然选择。我国农业和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外流严重，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致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三，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农民权益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三农”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把农民增收作为实现农民根本利益的核心，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因此，必须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对“三农”进行支持和保护，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实施，带来了“三农”工作的新变化。一是推动了“三农”政策措施的创新。按照这一方针，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例如，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实行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两减免”政策；对农民实行补贴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三补贴”政策；以及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农业投入，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等。二是引起了农村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农村土地制度、金融体制、文化卫生体制等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三是有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快了农村小康建设步伐。实行这一方针，有力地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
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方略。其实质就是要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中统筹安排，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这一方略的最早论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首要要求。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方略。
确立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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