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7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3.23：1。如果再将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同时剔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还要大。目前，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10~15年。占全国人口近70％的乡村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6％，而仅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却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4％。在教育方面，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在医疗方面，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重高达90％，而城市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仅占总医疗费用的60％。在社会保障方面，城市实行了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绝大多数人享受基本社会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只在个别地方起步。这些差距的存在，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三农”问题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更加紧密，迫切要求把城乡发展统筹起来考虑和安排。只有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方略，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凡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处理好城乡关系的国家，发展都比较快，经济和社会也越来越发达；反之，则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困境。
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我国新时期对“三农”发展理论和思路的重大创新。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近期目标，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村在2020年如期实现小康。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护农民权益、富裕广大农民的重大举措。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筹划，开始从“三农”外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开始加快打破长期约束“三农”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带来“三农”工作思路、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变化。按照这一方略，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革措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三农”的重大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这对促进“三农”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必将有助于建立新型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五、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从发展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全面发展城乡经济。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仅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和城市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3万亿元，城镇化率达到41．8％，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失时机地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另外，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就要适时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成功之道。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新时期制定“三农”工作政策和措施的理论依据。我国正处在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得当，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反之，就会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影响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把“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作为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2005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这是贯彻落实“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重大举措，必将对解决好“三农”问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也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运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都把工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看作消极的。20世纪50年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后，发展经济学开始重视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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