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保护着二元经济，二元经济衍生出加剧城乡差距的二元结构。当前，解决“四农”问题的关键点和切入点，无疑应该首先毫不犹豫地向二元体制开刀。
城乡分割由来已久。建国之初，有过一段短暂的好时光，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城务工。1954至1956年全国有7700万人迁移，这是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到1956年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为此，在1956年12月后的一年里，中央政府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愈加严厉，甚至搬运工、保姆都不许招农村人，并且还在城市设置收容所，集中遣返进城农民。那些年，分割城乡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之后，城乡分割的壁垒全面形成。
农村的贫富差距在三个层面拉大。一是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贫富差距。在许多地方，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村干部家。因为村干部占有农村稀有的行政资源，进而能够更多地占有其他资源。二是种养大户与贫困户的贫富差距。不管政策做出如何限定，农村土地资源集中和兼并的趁势客观存在。某种程度上，农业经营规模的差距就是贫富的差距。三是农村能人与病弱残疾农民的贫富差距。能人是农村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大户，但有头脑，能力强，很适合在城乡夹缝中发展。这些人包括包工头、经纪人等。此外，还有打工赚钱回家创业或建房的一部分人，也是比较富裕的一端。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态势值得关注。农村社会出现新的分层，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客观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按五等份分组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统计，2000年，高收入户年均为5190元，低收入户年均为802元，高低差距是6.47倍；2003年，高收入户年均为6347元，低收入户年均为866元，高低差距是7.32倍。2004年情况虽有好转，但两极分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而城镇居民2003年的高低差距是5.3倍，农村高出城镇的2倍，两极分化的程度严重于城镇。当然也应看到，在一些地方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带动示范作用，涌现出了一批致富带头人。
缩小城乡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总体思路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城乡统筹方略和胡锦涛同志作出的“两个趋向”重要判断，以工补农，以城促乡。坚决打通二元体制，一方面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计划失效的问题。通过经济结构的变革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通过社会变革推动经济结构变革。近期的关键是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拆除城乡生产要素配置的壁垒，弥合城乡社会关系裂痕。
三、农民：近忧与远虑
毛泽东多次说过，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了中国。他还曾说，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或美国的工人还要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毛泽东讲这些话的历史背景，今天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仍能振聋发聩。中国的农民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是最具坚韧性、最有创造性的农民。遗憾的是，农民也是最容易被边缘化的阶层，他们的近忧与远虑，无疑也是国家的近忧与远虑。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阶层，也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截至2004年底，我国有7.57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2%；城镇人口5.42亿，占41.8%。一般来说，城镇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城市化率，乡村人口数量也就是农民数量。农民作为农业劳动者，是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阶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分成10大阶层，农业劳动者为第九阶层。在这10大阶层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是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因为这个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是少得可怜的耕地，拥有的组织资源几乎等于零，拥有的文化资源也极其有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由快速加温到慢慢降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徘徊，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2004年结束了7年的低谷期，实现了6.8%的增长。这个速度为1997年以来最高的，但低于1979年呈2004年平均增长水平。1979至1983年，农民收入连续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有两年超过19%。然而，从1986年开始，农民增收就显现出后劲不足。除了1996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粮价上涨，农民收入增长9%以外，其他17个年份都低于2004年的增长水平，最高的年份是1988年的6.4%，最低的年份是1989年的负1.6%。这样一比较，有两点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一是6.8%的增长难能可贵，2004年是不可多得的农民增收年；二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农民增收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农民增收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这里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分析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略有不同，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部分组成。2004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1737.7元，增长12.2%；工资性收入991.4元，增长9.4%；转移性收入145.1无，增长23.9%；财产性收入63.1元，增长6.7%。这一串数据表明，家庭经营收入是基础，占总收入的59.2%；工资性收入是新增长点，潜力很大；转移性收入虽然只增加28元，但农民人均从国家得到的收入为52.1元，增长64.9%，这说明惠农政策将成为今后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
农村居民贫困状况不可低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610万，贫困发生率由30.8％下降至2.8%。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又不能不指出，目前农村贫困标准还没有与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相接轨，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贫困标准为人均纯收入668元，按每公斤小麦1.6元计算，只能购买417.5公斤。更为重要的是这668元是贫困标准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有的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只有500元左右，吃饭都成为问题。如果按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概接近1个亿。这就涉及到绝对贫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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