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过低的严重性已经把基层政权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必须首先从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入手精减人员，根据乡镇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其机构及人员编制，对现有的乡镇政府机构该减的减，该并的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明确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责，使乡镇政府从生产经营活动中退出；扩大乡镇民主选举，探索乡镇政府自治的路子，逐步把乡镇一级机构改为市县的派出机构，按派出机构的职能确定机构和人员编制。
（２）切实落实村委会组织法，实现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农民民主参与乡镇治理的管道，农民有序参与到乡级政府的选举、决策、监督、治理等诸多层面和各种事务当中，可以使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在乡镇社区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行使民主权力将有助于农民建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要向各级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为村民更好地行使权利创造条件；只有切实落实村委会组织法，实现村民自治，使乡村基层组织替农民说话，才能保证在乡镇一级机构改为市县的派出机构后农村公*品的有效供给。
９、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支持广大农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１）要允许农民在法律的许可之内建立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保障机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逐步实现组织化。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其他相关行业协会几乎是空白。要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必须允许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中表达农民意愿的农民组织。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在法律的许可之内建立自己的组织，不应强迫农民接受某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地允许形式多样的农民组织，要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尽快制定专业合作社法。应当鼓励支持乡镇以上的农民协会，使之作为农民的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反映民意，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保障农村公*品的供给。
（２）引导农民组织向健康有序和规范的方向发展。农民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督。政府要在登记等方面，为农民组织扫清发展障碍。尤其在社会公众对农民组织理解还不深的时候，政府的引导就变得尤为必要，也有利于农民组织进入健康有序、规范、良性发展之路。由于现有的农村社团组织成份比较复杂，随着国家法律、政策的完善，它们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组和定位，包括：要进一步明确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供销社的改革，应当从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的推进。探索和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和社会性中介组织。改组后的农民组织应依据现代管理理念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造，包括健全组织机构，设置社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强化对管理者的选拔和监督。此外，农民组织也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接受外界监督。
１０、以统一城乡税制为重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１）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特产税。尽管农业特产税在过去特定时期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是从税种设计到征收实施都存在着诸多显见的制度性缺陷，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成本大于制度收益的税种。目前，取消农业特产税的现实可能性已大体具备，应尽快取消。
（２）积极创造条件，逐渐免除农业税。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农业税违背了公共税收理论上的法定主义原则和公平原则。城市居民可以有起征点，月收入低于８００元可以不纳税，照样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品。但是农村居民无论是收入多少、多大年纪都必须纳税，还很少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农业税，而且还向农业进行补贴。２００３年，我国财政收入将突破２万亿元大关，农业税每年大约３００多亿元，政府已经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来弥补农业税取消的损失。具体操作上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建议在未来一两年内先将农业税税率先由８％调低到３％，力争在３－５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
（３）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合理分权，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自１９９４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在总体财政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县乡基层政府却普遍面临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税源不足，工资刚性，机构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使县乡级财政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级财政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收支缺口，其窘境将进一步恶化。为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中央，省级财政必须重新界定财权、事权。改变过去“收入上移，支出下移”的不合理制度。变“收入上移”为“收入下移”：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改进现行的税收返还、定额补助及专项拨款等形式的转移支付方法，将原来层层上移的财政收入分出一部分返还给县乡级财政，以弥补缺口。变“支出下移”为“支出上移”，把基层政府承担的各项公共服务开支纳入规范的财政体系。
１１、农村公*品的提供主要以国家、省级财政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主要资金来源是农民自行承担的税费，农村公共物品主要是农民的自我供给。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其经费７８％由乡镇负担，９％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里负担１１％，中央财政负担不足２％。这种体制一方面表现为供给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农民负担。如果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履行其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服务职能，把农民从自我供给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将更多资源用于提高收入的投资上来。同时，提供诸如农村道路、农村电网等公*品，既优化了乡村的投资环境，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就业效应，也对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１２、农村公*品的提供必须有法律保障。
（１）规范公用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谈判权。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是政府为广大农民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品。要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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