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机，得不偿失。郑和的财政和*后台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违反商业原则的远洋因失去政府的资助而寿终正寝（费正请 1994 第142－143页）。这场早于西欧的远洋对明朝的市场制度，商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清朝同样实行海禁和垄断性的纳贡制度，民间难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也无法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6．4 元朝后中国地理禀赋的变化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惯性
宋朝以后中国的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时，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第696－697页；漆侠 1999上册第34页）。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 （黄仁宇2002 第174页），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 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地614页)。这样作，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 2002 第179页）。所以，尽管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也是鼓励的，但是元朝的要素秉赋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秉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 乔幼梅1998 第25页）。尤其是江南居民或强迁，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幔，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 (陈志武 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 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 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总数达几十万之多。对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是极大摧残。
由此可见，宋朝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杭州，此时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中华帝国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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