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第36页）。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与人口规模无关。中国庞大人口不再有发明的优势，因而逐渐落后。不过，林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根据maddison (2001 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纪的长时期中，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于中国，因而难以解释为何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次，林的理论虽能解释为什麽中国在15世纪时开始落后于欧洲，但没有解释为什麽欧洲忽然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论无法回答为何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几倍于宋朝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即使不和欧洲相比， 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 也显得十分萧条。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或者认为直到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发的现代化迹象；或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两朝的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早期工业化的痕迹，但为外来势力所中断；或者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发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国情引起的内卷化，语言结构的缺陷，或不利于产权保护的*制度等。这些假设无疑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它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原始人类走出非洲丛林时，并无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制度等的不同，为何他们会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取得不同的进步速度呢？显然，造成他们后来在种种差距和不同，最主要在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三．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演变的影响
3.1 地理禀赋和最早崛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上文指出，李约瑟之谜暗含为何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的问题。五大洲中，农业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东一带，是和当地的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一地区正位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罗河，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临近地中海，该地夏季干旱，冬季湿润，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支撑较易驯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使森林难以蔓延（diamond 1997）。
这种生态环境使在此生存的人类较他处更快地驯服象马、羊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以作挽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所知的大麦，小麦等重要农作物, 又因无需砍伐森林，在没有金属利器的条件下便能开垦出大片耕地。定居的农耕生活必定导致人口的繁衍。 较大的人口必定产生沟通的内在要求，于是较精密的语言和文字应运而生。人口压力也导致*组织的产生以协调人群关系和防御边敌。人口规模并导致有关农牧业，灌溉工程，天文星象等知识和技术的较快积累和改进（林毅夫 1995）。 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多，居民中得以游离出脱离农牧业的阶层，分工负责社会管理，知识整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由于集聚效应，他们必定形成城市。这样，最早的以城市为核心，拥有文字和社会组织的苏美尔（sumer）文明便在7千年前的两河流域产生，比其他文明早了起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grove 28－31页 1997)。
地理位置在文明的传递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苏美尔文明的成果不但为继起的巴比伦文明所吸收，而且对临近的埃及文明，腓尼基文明和波斯文明等也曾有渗透。埃及文明对离它不远，位于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发生影响，后者的精华又被邻近的希腊本土文明吸收和发扬光大。这是文明由南向北的传递路线。古希腊还从由东往西的文明传递中获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对地中海的贸易，航海和殖民作出杰出贡献。波斯文明则对小亚细亚半岛，包括爱琴海东岸发生深刻影响。腓尼基和波斯后来均与古希腊有许多互动。这些来自南边和东边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早期文明在历法，天文，数学，建筑，公共工程，社会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为古希腊的迅速发育提供及时的营养。难怪希腊本土在天文，数学，航海，贸易，殖民，哲学，艺术和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特别神速。由此看，正是中东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孵育出一系列的灿烂而异质的文明。古希腊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站在这些邻近的早期文明巨人的肩上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文明 （参见孙道天 2004第一章）。古希腊的文明成果又为罗马文明所吸收，使之最后得以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延续上千年的空前帝国。相比之下，中国位于资源优裕，却与世隔绝的东亚地理环境中，远离其他古文明中心，自然很难借鉴这些优秀文明的成果。这部分解释了为何李约瑟认为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发明上并没有领先西方。
3．2 地理秉赋和社会－经济形态
地理位置对古文明所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国的华北平原，和印度恒河流域必然孕育出庞大的农业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为长期均衡的社会形态。例如，最早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同样具有原始*民主制的特征，但在两河流域的一马平川的地理形势下无法长期维持小而自由的城邦形态，最后难逃为巴比伦王国取代的命运（崔连仲 古代卷89页）。
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多山的地形加小而靠海的冲击平原，以及虽然靠近中东古文明，却又有爱琴海和地中海与之相隔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不受专制王国的干预，自由地走上由雅利安人的部落*民主制飞跃进入城邦文明的独特道路。可是，由于印度的广大平原能够支撑庞大的君主国，同样由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自由城邦，无法长期存在，不久都遭并吞（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年中译本第211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数。当时中原诸国都以各自的都城为中心，互相竞争。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希腊的城邦国家间的竞争。诸子百家可以林立的都城中自由选择一处作为著书立说，招纳弟子的立足之地，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然而，除秦国之外，这些国家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这说明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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