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他的近作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通过吸引农村移民，使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达到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经济的内生增长（2002） 。在城市的环境中，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大大提高它们相互碰撞和结合的机会，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环境会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家学者。城市比较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便于他们的接触，来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外溢效应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居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潘士远和史晋川 2001）。谬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城市的环境中比之在农村更容易被识别、鉴定。先进的和科学的东西也更容易为教育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所欣赏、传播。这是因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容易通过书报、杂志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因而知识的积累和转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速。
barro (1990) 指出生产性的公共财对经济中的私人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性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各行各业的相对集中，使它们能通过分摊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对企业来说，由于可以分享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因而可以带来平均生产成本的剧降。
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以杨小凯 （1991；199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和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义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高度。而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密集分布形式向不断细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动力。
同时城市环境中人口和企业的密集使企业得以就近获得现成的大市场。由于市场往往大到足以允许许多同类企业的并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免被淘汰出局。这种环境有利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脱颖而出，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广。
内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业得以繁荣，因而比较愿意支持有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安排，比较愿意给市民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反过来，制度、法规的完善又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可见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内生型城市化的好处的认识，只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达才完成的。历史上，城市化只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自发的社会形式，并非自觉的选择。因此，这种自发的社会形式往往受到种种的外界影响而变形。如果说巴尔干的地形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发生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宋以来中国疆域的变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则发生相反的影响。
五.宋元明清四朝的疆域和人口的逆向变化
5.1 历代疆域和耕地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紧接着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 辽(后来的金)的逼迫之下，丧失了部分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国界被推到长城以内。到了南宋，更丢失了位于淮诃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号称富甲天下的关中平原。北宋和南宋也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贵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这些地区当时在吐蕃或大理国的控制之下 （谭其骧1996年第六册第3－4页和44－45页）。
宋朝丧失的疆土例如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等都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开发的，也是汉晋以前中国的人口重心之所在（表一）。长江以南地区毕竟没有华北和淮北那样延绵千里，天然适宜农耕的大片平原。江南虽然有一些冲积平原，但多为丘陵和高山相隔, 每块面积与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不可相比。江南多山，多沼泽，耕地面积无法迅速扩大。梯田的修建，沼泽的开渠排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规划。可想而知，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要超过前朝。
表一 中国历代人口的地理分布 （％）
年代 北方 南方
12 ad（汉朝） 65.90 22.7
282（西晋） 45.4 30.2
813（唐） 27.5 45.9
1079（北宋） 30.3 48.4
1290（元） 11.2 62.9
1724（清） 43.5 36.8
1790（清） 30.4 48.4
1840（清） 25 53.7
出处: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604-606页。本文转引自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7页。
可惜，中国并没有可靠的耕地统计。先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表二 根据的是赵岗的研究结果（1982）；表三根据的是梁方仲 （1980）的研究结果。比较两者的数字，10世纪以前赵岗的数字小于梁方仲的数字；10世纪以后，赵的数字大于梁的数字。有些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起伏很大。例如，由汉朝到隋朝，耕地面积扩大两倍多，接近今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但到了疆域广大的唐朝，耕地面积反而缩小（表三）。有时仅仅十几年内便见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亿亩扩大到8.51亿亩只用了12年（表三）。显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经耕种过，后来因为战乱而抛荒的土地。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一经开垦，很难彻底破坏。一旦需要，抛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这些一度抛荒的土地。这正是赫克谢－俄林模型所预言的。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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