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得从另一套对农民生活有用的文化上重塑农民。就像我们在乡下搞活动，我们的口号是“劳动光荣”。“劳动光荣”呵，这是个文化建设，现在谁喊“劳动光荣”？劳动都是迫不得已的为了生计的事情。现在是享受光荣，资本光荣。但这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好，所以我们是“劳动光荣，文化立村”。不是你经济好就行，而是还需要一种互助的文化，团结的文化，增进村庄凝聚力的文化，我们是“开发民力，建设家园”。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案例是城关乡的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这一文化组织。我很自豪的，那个水平是超一流的，虽然这不是我建的，而是我们一群人建的。我去年去那个村子，可以说一点文化活动没有，现在训练以后，在兰考县是超一流的腰鼓队。我还要谈一下社会性建设，这是我们学社会学的提出来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不是讲要社会和谐吗？我想要组建老人协会。这个老人协会是属于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两个都不像，所以我们干脆把它归为社会和谐性的组织，也是在农村老人身上最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性组织。所以第二个案例是阎楼乡的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协会，这一促进社会和谐性的组织。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农民朋友如何团结起来、合作起来组成互助合作社，使他们有能力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市场。所以我今天还要介绍一个案例是在兰考县架子乡的贺村，成立了发展合作社这一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组织，目的就是要使一些村庄的农民尽可能的合作起来，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市场。这是一个案例，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缓解经济问题，解决农村的增收节支问题。
下面我就以成立的先后顺序来介绍。因为你想让农民合作起来，你得让他们先有合作的感觉，要培养他合作的感觉，首先不是从经济开始的，而是从文化开始。所以我给大家汇报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城关乡的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这一文化性的组织。这个案例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登在了《中国改革》的农村版的第四期，文章特别长，人家看了说就像看小说一样。下面我就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组建这个文艺队时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张罗，嘴巴说烂，很少有人理会。我刚去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找一个村子作为小康村的实验，于是记者就给刊登到《开封日报》上去了。那个村的支书，就来找我说，要搞试点就在我们村搞吧。我不知道这个村子基础怎么样，我想既然搞试点，就要找一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的。而且搞也不是我要搞，而是人家要搞。既然人家支书都找来了，是人家要搞，那很好，也省得我跑到人家村子里说我要搞，村民就说这是给领导干的。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既然人家来找我，我没有考察，就说行，既然要搞小康村试点，就先搞个文艺组织，文艺组织搞好了再搞老人协会，老人协会搞好了再搞生态家园规划，然后我们村最好搞个经济联合体、经济协会，为村里的公共品开支提供一些帮助。我说不就是这么些情况吗？我当时就给他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团结合作中的经济发展；绿色生态的生活家园，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群团多元的*文明”等等。他们听了也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我这钱也没有，啥也没有。
通过一年的时间，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能敲出超一流的水平，其实他们真正地动起来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说从去年的九月到，十二月三个月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动，他们都在看着我。支书几次来找我说，何县长，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村一没有很热心的人，二没有很有文艺细胞的人，所以说你这个文艺队建不成。他又说他在广播里播了三遍，最后才来了两个妇女，问道，你这个文艺队有没有补助？第一次我去他请我吃饭，他觉得对不起我，说农民素质太低，干点别的什么还行，干这个不行。我就给他举例子，农民跑到你那去，问你搞文艺给不给钱，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素质差。你知道我们有的大学里的老师怎么开会的吗？就是领导许诺开一次会给一百块。你说这谁的素质差？我的意思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做，你再试试看。我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我说蹦蹦跳跳最舒服，最好是搞群体性运动，不管扭得有多丑，大家一起扭就不丑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说你再试试看。他说不成，我也着急，我知道他没招了。当时正好是温铁军老师在宏福集团开一个新乡村建设研讨会，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请一些人来，但是自己掏路费。于是我就带上了支书，还有一个经济能人，一个女的，每年光利税就交两三万，这个村子就两个；另外我还带了其它村子的人去，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说的大李西村的人。我去大李西村考察的时候，村里的文艺队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三四十个妇女，她们跳“扇子舞”，有绣花的动作，有播种子的动作，有割麦子的动作，有晒粮食的动作，还有交公粮的、赶马车的动作，我特别高兴，觉得她们就是在歌唱她们的生活。像我这样从来不割麦子的人，就做的不形象。我觉得文艺就应该是这样和劳动结合。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和这个村的支书，还有经济能人，都带到宏福集团去开会。你想到北京开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会开了两天，很热闹，见了很多象温铁军这样的名人。那两天在会上，那个经济能人站起来，说何县长怎么好怎么好，开展活动都站在雨里淋，我们看了很心疼。我们回去一定把这个事搞好。好了，我说会也开了——尤其是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也叫来——回去就看怎么做了。他们想何慧丽把他们带到北京来转一圈，他们在火车上商量，再不做就真的是对不起何慧丽了。
于是人家回去就改变了工作方式。这个经济能人，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村子里有一对退休教师，会说，能做工作，而且在毛时代他们都学过一点文艺方面的东西，要先请到这两位。这个刘变（即经济能人）呢，改变了工作方式，挨家挨户去动员，动员了一二十个。支书呢，他也想招——他的招比我多——他把这个在宏福集团开会的资料拿去，到乡里去作汇报，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文艺队，你支持不支持？乡书记说好啊好啊，我给你买个大鼓。很高兴。这是个转折点，他们主动去内应外联。后来这个支书——因为这个村子在城郊，城郊很多有钱的单位占了他们的地皮，所以——就自己花了五百块请他们吃饭，人家都说为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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