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所有的人都不交易，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够交易，那不就完了吗？这就说明，所谓交易费用本来是在承认人们合理交易权利的基础上去怎么解决交易费用的，绝不能推出一个应该在剥夺人们合理交易权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结论。如果你真要说小农交易费用太大（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跟你打交道，那么交易费用不就一下降下来了吗？何况，市场经济国家都用这种自由组织的方式来解决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的阻力最大。
把交易费用这个经济话题转到中国这个语境中，在中国的特有的治理模式条件下，就变成了一个以剥夺老百姓的交易权力为条件，为当官的节省交易费用这样一个话题，这就是曲解了。但是这种曲解反过来又会给很多人提供所谓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理由。而且这个理论可以无限地推广。比如说我们一位朋友到了印度一看，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模式确实有优越性。他说印度吸引外资为什么没有中国那么好呢？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印度的资本家跟劳工进行交易的交易费用太高，所谓交易费用太高就是说，印度的工会呀这些太发达，中国就没有这个玩意，中国这些人你要把他捏扁就捏扁，你要把他撑圆就撑圆，当然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不准你交易，那交易费用当然就没有了。他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就是后果问题，所以交易费用大不大就要看你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某甲和某乙在一件事情上讨价还价，结果争了半夭争不清楚，这个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某甲就拔出刀来：我干脆把你抢了，交易费用不就是很小了吗？但是这里头还有个不可预知的问题，就是某乙怎么反应，如果某乙也拔出一把刀来，那么恐怕这个交易费用就还得加上利息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总而言之，交易费用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本身就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任何公民的合理交易权力首先是得到保护的，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所谓交易费用多少等问题。不论是靠自己还是别人，都不应主张去用那种剥夺公民交易权力的办法来减少交易费用。所以，我觉得在中国问题包括农民问题的解决的确是这样。
土地、交易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治理问题。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到一定程度就会碰到一些难以迈过去的坎，其核心可能也在这里。作为学者，我们当然也只有着书立说这样一种功能了，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觉得西北大学出版社和各位作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李秀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西北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外有关机构、团体、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之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连续编辑出版的三辑《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极具*意义、学术意义、实践意义。可以说这项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中国*改革史上显示它独特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大家都知道基层*改革是现阶段中国*改革的一个实验场，也是当前唯一的现实选择。中国农村*改革事关九亿农村人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难的一场*演练。能够为这场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实验进行探索、进行铺路，的的确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点，需要加强乡镇民主建设研究的力度。我国是农业国家，毛泽东曾经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谈话中说，走民主新路，靠民主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中国*党赢得农民，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秘诀。当时民主革命根据地包括延安采取普选，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过程当中都是遵循着走民主新路的。但是后来，这条新路没有很好的走下去。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所恢复，但在实践当中也是步履艰难。因此，研究、总结、反思我国乡村民主*发展历史进程当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乡村民主*建设的发展以至今后整个中国*体制改革的建设，都大有好处。
第二点：加强对乡镇民主建设里的难点问题的研究。比如说乡镇民主建设规范化法制化问题。现在的乡村自治、乡镇直选中有好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政府机构的操纵，农村宗族势力以及*势力的影响。还有说农村自治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问题等。按照传统的*格局，农村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大事小事他要点头的。现在农民自治下的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的地位是否平等？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也是乡镇这块总出问题。按照过去传统的格局，无论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还是计划生育，都是乡镇布置任务村民来执行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按照现在《组织法》规定，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下，怎么处理出现的问题？还有财务冲突，村级财政要由乡镇来管，这就剥夺了村民的财政管理权。再一个就是乡村的职业选举怎么样向基层政权组织、包括地方政权组织——乡镇县这些组织延伸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过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就可以办乡里面的事情，乡里办完了就可以办县里的事情，也提出把直接选举延伸到县级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实践当中实现。类似这种问题的研究，就是真正把乡村民主建设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伟大起点，通过研究中国乡村民主*的经验来给中国*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提供动力。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觉得刚才诸位和徐勇讲的那个担忧有点过虑，因为现在那个自主派好象声音挺大的，这是个大趋势。从某种方面来看是一件好事。声音出来以后有一个争议，有一个争论，就有一个氛围。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忧说时光倒退呀什么的。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徐勇讲的和咱们以前讲的乡村自治，先村民自治，再乡镇，再县里然后一步步来。但是不是还有其它思路呢？我以为乡村建设是很重要的。其实农村的事情关键还是让农民自己去办好。现在不是说官退民进，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民在哪。让农民自己来做事，得有一个助力，有一个政策上的宽松或制度上的允许。
让农民有一个组织（刚才党国英说，农村要出职业*家，我觉得不现实，你说他们吃什幺呀，但有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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