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具有的某些消费的特性是否决定或完全决定了该产品生产的供给方式呢？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结论。从公*品的生产特征上分析，有些公*品的生产具有可分割性，只要生产是可分割的，就存在私人提供的可能性，如公路工程的建设；有些公*品的价格外延边界是确定的，那么就有向消费者收费的可能性，其生产就可以由不同的生产组织来提供，包括私人部门。理论上的依据是：只要公*品存在生产的可分割性，通过一定的价格机制，使生产能够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mr=mc)的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下，完成市场交易，公*品的市场提供是可能的。同时，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将免费搭乘排除在公*品的消费范围之外，公*品由市场提供是可能和必然的（还需要考虑市场交易成本和排他成本）。另外，公*品
政府提供的假设条件正在逐步放松，只要存在私人提供条件，就有公*品私人提供的可能，政府与市场的联合提供或私人部门的联合提供都成为可能。事实上，公*品提供的市场失灵主要是在非实物性的范围内和一些投资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领域，如国防、法律、治安、社会保障等。这里既不存在生产的可分割性，更不存在消费上的竞争和排他性，完全打破了消费者所要求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市场均衡条件，私人部门无法进入；而投资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是私人部门所无法承受的。科斯定理告诉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公*品消费的外部性得到解决，其生产的成本能够得以补偿，私人生产和提供是必然的。经济学家所通用的公*品的特例——灯塔，在许多地方并不是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提供的，原因是其提供者可以通过在码头收费使投入的成本得到补偿。
从公*品提供的约束条件看，只要公*品提供会给每个成员都带来利益，那么，公*品私人提供就有合作的基础，是可以实现的，市场提供公*品的过程与个人在消费公*品中的税收负担的自愿达成是一致的。
科尔纳斯和桑德尔(conmesand.sandle,1986)利用博弈模型证明，公*品的纳什均衡供给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时，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社区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供给不足的程度与效用函数的特征也有关。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公*品供给的程度与人口和效用也有相关性，不仅仅是与供给制度有关。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一种制度框架不能满足帕累托最优效率条件，并不构成采用另一种制度框架的决定性依据。当两种制度框架不能满足帕累托效率条件时，必须对两组配置制度资源的效率分别做出评价，只有当一种制度框架的效率高于另一种制度框架时，才有理由改变。这需要对不同的制度在不同情况下的配置资源方式进行比较。科斯的“政府替代”理论对此进行了较好的说明，“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如果需要，它就能完全避开市场，但这种优越地位，企业却不具备。这样，就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并因此而成功地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政府替代的关键是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并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科斯的“政府替代”理论说明，如果不存在制度替代的效率条件，政府和市场都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三、公*品供给制度的扩展
通过以上的制度效率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判断：第一，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在某些时期被人为地夸大了，这种问题形成的原因中就有一些非效率分析的结果。就公*品的政府提供而言，“尽管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原因导致对非市场需求的增加，还是不能否认另有一些因素实际上是幻觉(illusion)。在这种幻觉上，非市场需要被盲目地夸大了。第一种幻觉来自对市场失灵的认识和对完美政府的预期，由于市场失灵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中事例不断传播，市场在某些领域失灵这一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认为政府正对市场失灵现象加以干预。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寄厚望于政府的父爱主义，相信它应该解决人们想让它解决任何的问题，这也是对政府活动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注：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制度选择也应当是理性的，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制度的作用和缺陷，对制度优劣的判断必须以某一个设定的效率准则为依据，通过各种制度形式（包括*制度、政府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及其他组织制度）的比较做出选择。第三，制度之间存在着互相融合和对立的方面，完全的替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制度之间的转换和协调。第四，为了考察不同的组织制度在提供公
*品或者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需要对组织或制度的范围进行适当的扩展。除政府制度外，将社会组织如社区等纳入制度选择的范围，并且利用制度间的互补性和协调性，对公*品供给的制度进行组合安排，可以扩大制度选择和“搜寻”的范围，从而使效率目标的选择具有可靠性。对公*品供给制度进行修正的可借鉴的理论中，奥兹在1972年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是最有实践意义的。其定义是：既有分权层决策，又有集权层决策的公共部门，每一层次的公共服务选择由辖区内居民的需求来决定。这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因为让有关公*品的决策权下放到最低决策单位，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区域内居民对公*品的消费偏好，也有可能较好地解决居民消费公*品的受益与负担问题等，这些都是改善公*品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注：elinorostrom:coveringthecommons-theevolutionofinstitutionsforcollectiveac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从实证角度充分检验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和非市场化（私有化）的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她认为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地塘资源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依赖市场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注：［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反思[a].制度安排和公有物两难处境[c].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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