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和明确的要求。如雍正时规定各州县每六十年一修；民国时期规定省志三十年一修，县志十五年一修。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一致，有的相距五六十年，有的相距七八十年甚至一、二百年，但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各地方志普遍编修，绝大多数地方的方志一修再修，连续编修两三次以上的省府州县志不下半数，甚至四修、五修或更多次数。如上海县志，明清两朝共有十三修；云南省志，明清时共有二十四修；江苏常熟县志明代修有七次，清朝修有十三次，方志续修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由此可见，连续不断地纂修志书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和地方上的一件大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形式图书的纂写，在时间的连续长久性方面都不能与地方志相提并论。地方志书编修的连绵不断，使得方志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而言，其形式不仅越演越精，而且志书的内容和体例也存在着连续性和继承性，使得我们得以了解和考察一地各个历史时期内的方方面面及不同时代一地志书的编纂特点。地方志书之所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方志所具有的连续性特征。方志的连续性，是各地在多个历史时期的各方面资料得以全面、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

（4）资料性。资料性是地方志作为一种著述的本质属性，是地方志的生命所在。地方志之所以历时两千余载，一直延续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珍贵难得的资料。地方志编纂宗旨不是探索、研究事物发展规律，而是需要客观、全面地记载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反映它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资料性决定了方志的功用和价值，从而决定了修志的目的。历代方志编纂者要求资料的真实可靠，选择精当，反对虚妄怪诞。

地方志多以官修为主，由地方官员主持修纂。因此，地方官员便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修志工作提供种种便利，使得修志人员得以获见或接触到一般人难以获得的地方文献。如政府案牍、地方文献、金石碑刻、谱牒家传、统计报表、诗文信札及实地调查、采访、测绘等等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程度高。方志编修采取的写作方法是“横排竖写，以类系事”的记述性文体，行文遵从“述而不论”，寓是非于资料记述之中。为了志书可裨实用，历代修志者对方志的资料要求很严格。再者，方志编修者多是本地人，本地人记本地事，较为准确，且时间相距不远，易于考究，这就更提高了方志的资料准确性和参考价值。正是由于志书具有翔实、可靠的丰富资料，历代方志才成为不可替代的经世致用之作。

正是由于方志的四个基本特征，才使得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形式，自成体系。在论及方志的基本特征是，还有人提出方志具有时代性、兼容性、文化性等其他特征。

4．新方志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编纂社会主义新志的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山东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祝晨提出了“早早动手编纂地方志”的意见，并提出重点先编县志的建议。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将编修地方志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计划10年内全国大部分县市编出新方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组建了中国地方志小组，具体指导全国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是年，湖北省成立省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主持编辑各县市简志，并发《湖北县（市）简志凡例》。1957年2月，山东省开始修志活动，成立了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11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编修《湖南省志》。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倡议全国各地修志。8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10月，中国地方志小组起草了《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530多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其中250多个县编出了初稿。

1961年3月，中国地方志小组公布了《新修地方志提纲（草案）》，提出新修地方志除前言、概况外，分设*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民情风俗习惯、宗教、名胜古迹、人物8个门类。1963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联合呈报的《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要建立审阅制度，控制出版发行，“只要经过审查，在*上、保密上确无问题以后，方可以印出样本，送请审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方志编修工作，尚未系统开展修志活动的地方，应积极收集各种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供以后编修新志作准备；建议各级党委宣传部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和检查，各地档案馆应积极参与修志活动，为修志部门收集资料提供方便。然而正当全国修志活动逐步开展之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已建立的修志机构便处于瘫痪状态，继之撤销，全国的普修新志工作也被迫中断。

这一时期的志书，多书还属初稿或内部参考的油印品，公开出版者尚属少数。一般都记载当地的自然、*、历史、经济、文化、名胜、风俗、人物等内容，着重反映当地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解放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此期的志书过多地记载了阶级斗争，在资料方面亦存有不实之处。加之当时对方志编修缺乏经验，修志队伍未经过专业培训，故所编的志书较为粗糙，史志混淆，体例不精，文风不一，宣传色彩较多，影响了方志的质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进行“四化”建设，需要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需要认识和把握国情和地情。作为地情载体的地方志，自然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1978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恢复《湖南省志》的编纂工作，并于次年8月率先成立省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开始编修《湖南省志》。1979年5月，山西临汾市李百玉以《县志应续订重修》为题，投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光明日报》，建议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后，他又将原文改题为《建议续修县志》再次投寄大会秘书处。7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李百玉建议修志的信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自此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普修新志的活动。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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