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集体资产，腐败问题的性质已由一般的违纪行为上升演化为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3）由个体案向群体案发展。从个体行为到集团行为窝案、串案、单位作案明显增多。拉帮结派，拧成一团，共同作案。“一条龙”运作。这些人在政治上拉拉扯扯，利益上互相牵连，从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发展到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共享既得利益的腐败集团。

（4）由低量向高量发展。大案要案居高不下，顶风违纪突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纪委通报的违法违纪案件，动辄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数额巨大。违法违纪分子视公共财产如自家“钱袋”，随心所欲，肆意挥霍，豪财、洗钱或极尽享乐，满足个人无休无止的私欲，甚至还出现了腐败分子将捞取的钱财囤积任其霉烂变质的现象。

（5）由单一化多元化发展。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必然带来腐败方式的多元化。腐败分子政治蜕变、权力腐败、生活腐化于一身。一些腐败分子抛弃共产主义信念，政治上的蜕变必然带来经济上的腐败和生活上的堕落，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不择手段地侵占生产、生活要素，疯狂地积累个人资本，而且在个人生活上极度放纵，从包二奶、养情妇到嫖娼赌博。近年发生的大案要案中大部分违法违纪分子都有生活作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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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原始型向智能性发展的趋势。查处与反查处始终是矛盾的对立体。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惩处，逐步改变过去简单、直接的作案方式，从各个方面千方百计掩盖自身的违法违纪行为。一方面表现在腐败行为向高科技领域延伸，一些腐败分子利用电脑和专业技术知识弄虚作假获取不法利益。另一方面腐败分子作案手段的隐蔽性、作案方式的狡诈性、作案行为的欺骗性等表现越来越突出，违法违纪行为隐藏得越来越深。有先谋利、后收钱的“期权腐败”问题。有的对不动产送给人使用，暂不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有的送小车使用，所有权不转移；有的借出巨额款项；有的个体户送大额人情款；有的借赌博送钱等。

（7）由被动型向对抗型发展。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腐败分子受经济利益的诱惑驱使，既想保全既得利益，又想规避法纪的惩处，于是采取各种手段拉拢腐败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干部，纺织关系网，建立保护层。有的预感大祸临头，抢先下手，转移重要物证，堵口串供；有的向执纪执法机关提供假证据、假线索，制造种种障碍，干扰案件查处；有的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公检法”专政工具，或与社会黑恶势力勾结，打击知情人、举报人、更有甚者跟踪办案车辆，威胁恐吓办案人员及家属或以暴力手段对抗调查，使得案件的突破取证更加困难，办案风险大大增加。

（8）由国内向国际发展。目前腐败犯罪的构成呈国际化趋势，主体人员不仅限于公职人员，还包括其他人员；突出反映是腐败份子携款外逃，据统计达4000多人，金额达数百亿美元。

（二）反腐败斗争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

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多种原因所决定的。

1、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解决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剧烈变革的阶段时，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都出现过腐败高发的情况。虽然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具体分析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空间和漏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但是完善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尚需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但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以及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党员干部的影响不可抵估。因此，总体看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他们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才3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因此，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重要原因。

2、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近年，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策划了“没有硝烟的战争”。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进行着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日益多样、形式更加隐蔽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他们搞渗透和破坏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夸大其词，蛊惑人心。

3、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存 一些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这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正确理解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初始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组织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容易与有一定权力特别是具有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的部门和个人相勾结，寻找体制机制制度的漏洞从事违法腐败活动。同时，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网络信息的影响日益广泛，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断增多，大量新兴行业人员出现。我国组织结构体系，在改革开放前单一化存在，国家组织掌握着几乎全部生产资源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源，并通过各种企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几乎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30年改革开放显著改变了我国的组织结构体系，逐渐形成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这既要增强了社会活力，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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