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而二难并”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两类作者，两类文章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个：“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好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作者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总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事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俱而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道德文章”和“文人文章。”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美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我们应该怎样做人
——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他在《岳阳楼记》里向往那些高风亮节的人，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我们看看他最希望与哪些人同归呢？
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地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愬（su同诉）大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文字掷地有声。而当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而他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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