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歌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辛弃疾被免职闲居，说是“君思重，且教种芙蓉”。现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让你到湖边去休息！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他想起楚国被流放的屈原，汉代被放逐的贾谊，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他说：“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效贾生‘恸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情既龌龊，词乃睽戾……天下指之为狂士。”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他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毛泽东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年被贬外地4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到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
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利而不兴则国虚，病而不救则民怨，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坏而不葺，则王者失政。”你看“国虚”、“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现在我们读这篇《条陈》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
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
他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是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
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脏官。而仁宗让他搬到在自己的殿旁办公，即刻批准。可见对他的信任，是一段难得的蜜月。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怨，范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央工作。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时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8岁。生命已进入最后7年的倒计时。他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而三次进京工作总共也只有三年。自庆历改革失败后，他已没有重回中央的打算。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子京与他是同年进士，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滕的一生也很坎坷，他敢做敢为，总想干一番事，却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他虽被贬岳阳，但仍怀忧国之心，才两年就政绩显著，又重修名楼。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倾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严子陵隐身的钓台，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滴泪地阻劝，长子随他在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到眼前。他心中万分激动，喊一声：“研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他把自己奋斗一生的做人标准和政治理想提炼为“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炼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文章说是写岳阳楼，实在是写他自己的一生。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奇材、其量、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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