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则“假寐而坐”“私心慆慆”想的是怎样报私仇、搜钱财,提拔党羽,媚惑君王,“政柄于是乎堕哉,帝位以之而危矣。”④他说,既然为官就要担起责任,那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态度最不可取。他在这里维妙维肖地描述和揭示了贤相与明君、奷相与昏君的两个组合,还要求把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墙上,以戒后人。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也没有人管。你是一国之君啊,君行无私,君行无小。枕边人的好坏,常关政事国运。历史上因后贤而国安,后劣而国乱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个唐朝,长孙皇后帮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纠正他欲杀魏徵这样的坏念头;杨贵妃却引进家族势力,召来安史之乱。
他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不幸为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为,君臣关系也曾出现过短时蜜月,但随即就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
这种犯言直谏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时代的。是一种可以继承的政治文明。时间过了近千年,到了1979年庐山发生了一场中共高层领导的争论,当然有对形势和方针方面的认识问题,但也有传统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问题。彭德怀当然是那个事件的一个主角,但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身上却更集中地体验出这种矛盾冲突,而别有一种悲剧色彩。田的身分有点类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阁的工作,是最高领袖的身边人。他虽对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调查回来却如实反映了毛不愿意听的情况,7月23日那天他在庐山上听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更是忧从心底生,既为他所敬重的领袖犯错误遗憾,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山顶的一个亭子里,俯瞰山下万里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说这空空的亭柱上怎么没有对联,田即张口愤然吟道:“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其忧国、忧民又忧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见一斑。他后来他在文革中自杀明志。于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忧君思想在中国政治长河中的影响。
范仲淹忧君的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大胆改革,付诸行动。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的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这次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
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其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积到仁宗朝时,已官多为患,甚至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个新政权大约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这就是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80年,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这之前,范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1036年他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连起百条根,这一整顿要伤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欧阳修所说:“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议之纷纷。”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决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他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从他1035年3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地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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