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三是要确立制裁性措施，明确违反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所要承担的法律和纪律后果。欲使警务信息公开正常而规范的进行，必须以制裁违法、违纪为保障性措施，对违反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者，必须追究其相应的违法、违规责任。四是要建立切实有效的诉讼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公民能对公安机关不履行警务信息公开职责的行为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救济。

（四）效益

效益本是经济学的概念，后被引入法学，并成为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在警务信息公开活动中确立效益原则，是由社会公共财富和警察行为资源的有限性和警务信息公开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常规性所决定的。

警务信息公开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一项制度，信息的保存需要成本，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也需要成本。因此，警务信息公开必须坚持效益原则，就是要以较小的活动成本获取较大的社会效果，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应确认警务信息公开的价值取向、标准和准则，避免因制度缺失导致的警务信息公开成本提高。二是策划、实施具体警务信息公开活动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成本核算，以确保警务信息公开能够取得最大化的效益。

此处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由警务信息公开的基本特性所决定，效益原则和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原则以及法治原则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在警务信息公开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这种冲突，应当优先考虑实现公民自由、权利保障原则以及法治原则，然后才是兼顾经济效益。

（五）科学

警务信息公开面临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治安问题和社会公众，必须及时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准确掌握治安问题的本质和形式，全面分析社会公众的结构参数及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警务信息公开形成科学的认识，正确有效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减少警务信息公开活动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预见性，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提高警务信息公开活动的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警务信息公开活动，确保警务信息公开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其次，要用科学的方法考察公安机关及警务人员与公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分析社会公众的构成及其变化，获得准确而具体的资料和数据，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科学的结论。第三，要用科学的手段开展警务信息公开活动，应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科学设施和工具（包括现代化的传播通讯设备、电影电视广告，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等设施和方法），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增强警务信息公开的魅力和感染力，提高警务信息公开的效果和影响力。

四、建立警务信息公开制度，规范警务信息公开活动

警务信息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内容，必然要受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的约束；同时，警务信息公开又属于公安工作范畴，它又要受到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制度的规制。所以，构建警务信息公开制度必须充分考虑到它所具有的双重属性。

（一）制定信息公开法律，依法界定警务信息公开的范围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以立法为标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具体内容应以法律为依据和基础。迄今为止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具有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规定都分散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中。例如，《档案法》所调整的“档案”涉及许多政府信息的管理与公开；《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国家秘密”涉及许多政府信息的定密、保密与解密；《反不正当竞争法》涉及“商业秘密”的保护；《统计法》则涉及到政府“统计资料”的管理与公布问题。因此，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对有关问题进行规范和明确，解决好公开与保密之间界限的划分问题，也就是如何区分国家秘密和公开信息，如何协调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政府信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许多信息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重大政府活动、重大战略部署或者重大社会动态，还有的涉及公民的个人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必然面临各种利益和价值之间的权衡，不可能什么都公开。政府某些领域的信息一旦发生不适当的扩散，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有时后果会不堪设想。所以，为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对政府信息公开活动进行合法控制并使社会公众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边界。

一般而论，政府公开哪些信息、怎么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等问题都应以满足国家安全需要为最高准则加以解决。首先，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应对保密制度，如定密、解密、泄密处罚、救济机制等内容重新规定，全部公开没有保密必要的政府信息，尽量缩小政府信息保密范围，严格划定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范围。其次，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应注意协调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力求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监督行政权，又有效地避免因信息公开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的风险，最大程度的实现无风险信息公开。再次，刑法中规定了泄漏国家秘密、情报罪，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必须对国家秘密与情报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界定，以确保保密法与刑法的协调一致。例如刑法第111条的规定，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构成犯罪。泄漏国家秘密构成犯罪不存在理解问题，但是，关于什么信息属于“情报”，在中国法律中还没有相关的规定。如果不能对“情报”这一概念进行法律界定，划清它与国家秘密的界限，不仅可能制约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而且还可能造成相关领域立法和司法的困惑。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起草成文，它的颁布实施将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专门的法律规范，也将为不同部门的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提供法律依据。警务信息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构建和运行当然也必须以它为依据、基础和指导。与此同时，必须结合公安机关的特殊性理解、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意图，提高警务信息公开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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