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说。 有关人士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社会组织这股“体制外力量”正凸显重要的社会效应，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北京学者丁元竹撰写的《建设健康和谐社会》一书中，用了1/3的篇幅提出完善社会组织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他提出，活跃在困难群体援助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补充，有助于调适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带来的社会矛盾。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认为，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扩大就业渠道。 在处理公共危机、实施社会救助方面，一些非政府社会组织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2004年夏天，广州市血库告急，广东省美容美发协会发动会员捐血，有1000多人报名，在当地引起轰动。今年初，协会又组织30多家会员企业，向老人院捐助60多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压力型组织，有时会产生另一种效应：当群体或救助对象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些组织会迅速集结成一股抗衡力量，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或联系媒体，或联系法律援助机构，对有关部门形成压力。东莞市一家企业的打工者李支菊与工友被确诊职业性中毒后住进医院。厂方强行要求其出院，并停发工资。李支菊给当地劳动部门写信投诉无果后，当地的一个打工族服务部联络这家企业的采购商和媒体，并找市劳动局“发表意见”。在多方压力下，李支菊拿到了依法该得的补偿。 和谐压力独木难支，政府、非政府社会组织应携手分担 在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部门未能转变“全能政府”、“万能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观念，包揽社会事务、市场事务，动辄动用行政权力调整市场利益格局，结果独木难支，局面无法收拾。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的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党和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应该充分关注这一力量，在制度包括立法上引导规范。如何分解社会压力，把一部分事情交给这些社会组织去做，应当引起政府的思考。 据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处副处长徐平介绍，过去有的地方政府对一些小煤窑的关停，往往造成小煤窑业主同政府对立，矛盾很大。后来，一些企业成立了福建省煤炭行业协会，定期组织专家检查论证，负责关停非法的小煤窑。这个协会本应归经贸委主管，现在经贸委下面建立了一个经济社团联合会，经贸委把管理职能授权给它，煤炭行业协会直接归经济社团联合会主管，经贸委不再插手，关停小煤窑再没有引发大的矛盾。 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副会长蔡穗声说，有的事情民间办比政府办好得多。如资质问题就应该交给行业协会，政府来监督。过去资质审查在政府手上，企业跟政府打交道多，矛盾也多。把有的管理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就把企业与政府的矛盾转化为企业与行业协会的矛盾，分散了政府行政的风险。哪个社会组织做得不好，失信于民，自然就偃旗息鼓，政府没有必要把误导市场的风险独自揽到身上。 在福建省和浙江省，一些基层信访干部也表达了这种观点。维护社会和谐，应该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政府不应该再扮演“万能政府”、“无限政府”的角色。基层信访压力大，许多民间矛盾是由于政府插手过多而引火烧身的。群众有矛盾总找政府的原因就是――信访太“有用”了，成了社会各类矛盾集中的“独木桥”。 不少人士认为，政府与一些社会组织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目的，只要求同存异，可以结成合作的伙伴关系，甚至可以探索让社会组织参与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用群众力量化解群众矛盾，让群众站出来说话，效果会好得多。 三大“硬伤”困扰，非政府社会组织须自强 戴着“帽子”、没有“户口”、“身体虚弱”――一些调查也显示，一部分非政府社会组织存在体制性的致命“硬伤”，影响了它们在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如何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拥有“*”，不能不让人认真思考。 戴“帽子”，公信力不高。广东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以行业协会为主的不少社会组织“官味”浓厚。广东省多数协会由政府部门直接或自上而下组建，民间企业自主自发成立的仅占10%。不少协会负责人由政府干部担任，在广东省878个行业协会中，有500多个由政府干部担任主要负责人，20%的行业协会与主管单位合署办公。调查人员感到，“官办”使行业协会角色错位，公信度不高，作用不大。不少社会组织因为自身“官味”太浓，被群众称为“二政府”，让人难以接受。 无“户口”，方向易走偏。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处调查发现，按照现有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当地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多数达不到登记条件，无法注册。福建省乡村两级农村专业经济组织约4800多个，多数未经民政部门登记。建瓯市依法登记的农村专业经济组织只有13个，还有200多个组织没有登记就挂牌成立。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等学者担心，一些没有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有的走入半公开或地下状态，极易走入歧途。在福建沿海一带，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在相同处境下，一开始“抱团”成立同乡会，本意是维护自身权益。在得不到社会承认的情况下，这些组织慢慢发展成为“外来帮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走向帮助他人“摆事”，成为影响当地的恶势力。 体弱多病，发育不良。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等人调查发现，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一些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松，影响了本身的社会信誉度。此外，一些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内部人员年龄、知识结构都不适应现实需要。据丁元竹等人对上海154家社会团体的调查，专兼职工作人员年龄在50到59岁的占37%，60岁以上的占18%。广东省一些行业协会人员在医疗、养老、住房、职称等方面，至今没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措施，加之协会经费来源缺乏保障，难以吸引人才，有的兼职人员“脚踏两条船”，有的退休人员到协会抱着“过渡过渡”的心态。 不少人认为，当前一些社会组织发展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以及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机制。他们建议，对于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应该从立法上尽快明确，一方面让更多“黑户口”拥有“*”，便于规范管理；一方面大胆改变双重管理体制，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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