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实际状况，基层政府要严格执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妥善安排项目建设。为进一步强化立项及建设投入管理，要建立严格的项目报批制度。所有较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如大规模的企业投入、办公楼修建、道路、广场、非大众化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等，必须报上级政府部门审核批准。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尤其是长期财政赤字、严重拖欠工资地方报来的建设项目，一定要依法履行职责，认真加以审核，以免使这些地方的财政状况恶化，或使本来就困难的基层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3）正确认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控制和减轻政府债务负担。首先，要从管理思想上，端正政绩与债务管理的关系。一方面，在任期内，促进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是政绩。另一方面，在发展变化中，有效控制债务增长、偿还以前的政府债务减轻债务负担也是政绩。只不过是前者是“显绩”，后者是“潜绩”，而人们往往关注于前者，而不注重后者。为此，正确认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从思想源头入手，为政府债务管理打好基础。其次，要尽快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把政府债务全部纳入同级预算管理，把住政府部门借债关。任何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任何项目未经政府批准同意，不准擅自对外借款，严防重新出现“部门借债、政府偿还”的现象。企业贷款纯属市场主体行为，政府决不可为其违规担保。如政府领导者强行指令为其提供担保，应依法追究领导者个人责任。造成严重经济后果的，必须以渎职论处，给予必要的法律及经济制裁。三是要建立政府债务预警机制，密切关注政府债务额度的增减，包括对国有、集体企业债务的监测与控制。实行债务动态化管理，各乡镇要按季度将政府直接债务汇总报县级财政部门。要注意研究政府债务的综合偿还能力。针对各自的负债，制定并落实具体的减债计划。上级政府要与各县、各乡镇签定目标责任书，把控制和减少政府债务作为考核领导政绩的重要事项，列入干部审计内容，确保基层政府债务不再增加，尽量规避或减少潜在的财政风险。

（4）正确处理动机与效果的矛盾，规范政绩考核机制，发展人民根本利益。基层财政经济健康发展与否，与干部队伍尤其是决策者的政绩观有很大关系。而一些不正确的政绩观及其表现，又与我们现行的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在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上，存在着单纯追求“gdp”增长，忽视人文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倾向。反映到干部的施政行为上，就是片面的、急功近利的、与人民利益相悖的短期行为。针对这种现象，温家宝总理指出：要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政绩观点看待政绩。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在怎样用新发展观制定基层干部政绩考核坐标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有三个关系首先应该处理好。一是全面与局部（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制定政绩考核指标的时候，既要看其财政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既要看城市化发展，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它发展的平均增长率，又要看清在平均数下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决不能“一好遮百丑”，用一个倾向去掩盖另一个倾向。二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说要重实干、重实效，对干部的政绩考核结论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既要看其辖区内的发展变化，又看其政绩是否有利于辖区内的长远发展。对那些在任期内靠借债求发展，导致债台高垒积重难返的，虽名噪一时，但经实践与历史检验后患巨大的，应以政绩不佳评定。三是领导政绩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领导干部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淡泊名利，着眼长远，而不是为了一己利益急功近利、劳民伤财，搞什么“形象工程”和“亮点”，要察实情、讲实话、办真事。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辱升迁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因此，衡量干部政绩，不仅要看经济总量、看“显绩”，还要看群众得到的实惠；看社会稳定；看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什么；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了建立和完善适应时代要求的干部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奖惩制度，笔者认为，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指导，针对决策机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中的实际，实行大胆扬弃，以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促进财经发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效益最大化，实现基层财政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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