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捞了就跑的投机心晴和破罐破摔的对抗心理。
有专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失控，如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利对权力的监控不足。国情专家胡鞍钢更进一步从腐败成本上指出，职务犯罪之所以如此严重还在于实施职务犯罪的成本过低，如实施犯罪的投入、法律处置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精神名誉损失、未来收益损失、道德代价等。
2006年我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职务犯罪约4.1万余人，按黑数理论，还有大量的未被查处。我们很有必要对目前反职务犯罪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全面理性的分析研究。
首先，尽管高层对职务犯罪与反职务犯罪的认识已上升到“丧失执政地位”、“自我毁灭”的高度，但高层以下仍存在对职务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和反职务犯罪的必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

期性估计不足，对意义、目的认识不够的问题。其中，有的领导抱“影响论”态度，认为反职务犯罪会影响政绩、影响政党形象，提出“不可不反、不可真反、不可大反”，认为查大要案“不在人前、不在人后”。其中原因多与利益网络、集体有关联。有的领导还持“对立论”观念，认为大反职务犯罪会影响经济建设，是给经济建设“添乱子”“捅漏子”，这实际上是以牺牲法治与道德，牺牲大局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唯一论”的错误认识在作怪，其错误在于把经济的眼前增长和经济的长远健康和可持续增长对立起来，把物质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有的甚至认为一些职务犯罪行为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甚至于通过犯罪手段去运作经济，而其中，也不乏那种“不想吃油渣不得围着锅边转”的类型，那种荒谬而可笑的“有利论”更是根本不值一驳。对单位、对领导的政绩考核中，因为一有职务犯罪被查处，往往影响其他人的利益，也就难以形成“职务犯罪、人人喊打”的局面。也正是如此多的观念失常，就会出现稍有影响的职务犯罪的查处，不得不总得陷入由中纪委出手的怪圈了。
现行的反腐体制还紧紧制约着反职务犯罪的顺利开展。这决非一家之言。吕斌撰文指出“我国存在反腐体制，职能交叉，权威不够，独立性差，效率不高，机构重叠 ”（《治本新策：提高腐败成本》）。 目前承担发现和惩治腐败的机构主要是党的纪委、政府的监察、审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等，而这些机构在领导体制上要受到地方的干预，既包括组织人事的安排，又包括经费上的控制。地方领导常以“婆婆”自居，势必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有的还以地方利益保护之名生一己之利、集团之利保护之实，造成如江泽民所言的“对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的状况。再就是地方反腐败机构间的协调配合不够，指导思想较难统一。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的在办案时要求纪委将已够5000元立案标准的案件移送进入司法程序，但均少有如意，明明是刑事犯罪案件偏偏还要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再由司法机关立案，这样一种非法律程序往往导致很多职务犯罪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甚至于连党纪政纪处分也没有，而本人却依然居高位握实权，有的甚至继续犯罪。笔者办案时接触的几名副科级干部居然很后悔地称“自己先到纪委把事情处理哒就好哒”。还有反职务犯罪与地方利益间的矛盾问题，有的职务犯罪一旦涉及到上级直至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可能违法犯罪问题就搁浅，调查也不行了，更谈不上向上反映以寻求反腐机构上下一体的支持和整体联动。有的省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时对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都要写出检察建议，逐级要求处理并要有回复，否则，便是案件质量问题。实践中，在办案时面对一长串的收受贿赂的违纪甚至犯罪的各种领导干部的名单时，往往束手无策，一是如何保证检察机关的决策者能够坚决发出建议要求处理，二是有管辖权的党委或机关不追究又能怎么办？而这缺乏制度的刚性作保证，只能是检察机关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很多职务犯罪分子深谙其道，接受调查时常称“往上送了钱的”，虚虚实实，看你怎么办？而这些，恐怕除了少数当权者有影响自己升迁和牵出萝卜带出泥之虑外，更多的是反映了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这种情况下，要想冲出人治的樊篱实行法治，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由此也带来反职务犯罪的手段、方法上的单一和处理上的软着陆等多种负效应。
发现职务犯罪难，惩治职务犯罪轻，预防上则多属流于形式。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多呈“高职位、高智能、高技术”三结合的窝案、串案、群案现象，而且大部分又是隐蔽性更强的贿赂等犯罪，查处与反查处呈胶着状态，发现职务犯罪多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反腐理论专家邵道生研究认为，总是“遇到强大的阻扰”。也就往往致使具体职务犯罪情况如贪污多少或受贿多少等问题难以言明，没有具体线索，也就无米下锅。发现难还由于没有一支专业化的反职务犯罪队伍，也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香港大学开设有反贪课程，但我们的检察官学院却不是培训如何跟踪、如何鉴定、如何收集情报等内容的地方。人员流动性强，日新月异的科技又突出了反职务犯罪队伍综合素质低下的特点，立法上也未授予反职务犯罪机构灵活有效的发现手段，而这恰恰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特殊侦查等规定相脱节而未接轨的。对已经发现的职务犯罪惩治上显轻。“贪污和受贿，十万以后无所谓”，一是立法的不公，二是实践的不公。柳惠政在《检察日报》撰文指出了反职务犯罪这样十种现象：设立禁区、内部处理、泄露举报、通风报信、设置调查障碍、托关系说情、避重就轻、曲线保护、提拔“问题”干部、惩治失效，很符合客观情况。目前除了几百万上千万的案件外，很多职务犯罪的缓刑偏高（《南方都市报：对于当前适用缓刑过多的思考》姚建国）。如何预防职务犯罪，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工作机制不完善、重视不够等问题。预防的问题一是忽视了“预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击”，“当‘严格执法、狠抓办案’不再成为我们执法的基本方针时，也注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