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 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属于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2000）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见feaerwerke， 1983,pp. 28 和 skinner， 1964,pp.3－44)。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见rankin, fairbank，feuerwerker， 1986, pp.12)。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 5－6％（ feaerwerker， 1993,pp. 33)。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孙广振，杨小凯，1998，见 yang, 2001, ch. 14)。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1969,pp. 20－74)。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 (feaerwerker，1983,pp. 42)。feaerwerker认为（pp. 120－1），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 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见feuerwerker, 1983,pp.47）。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feaerwerker,1983,pp.47－48）。 四、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按buck的估计， 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buck,1937）。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 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 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 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房地产经纪人）。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 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 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民国统计署，1946,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 feaerwerker, 1983,pp.72－90）。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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