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令人切齿痛恨的腐败现象。 早在 1979 年中共中央就要求在大、中、小学开展法律教育。从 1986 年开始，中国发动了全民普法运动。 1986 ～ 1990 年期间，普法教育的对象是各级干部和青少年。 1991 ～ 1995 年期间，普法对象扩展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个体劳动者以及其他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与此同时，还在大、中、小学开设了法律课程。 中共“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毫无疑问，“依法治国”原则的提出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一原则要求，从普通公民到公职人员，从一般社会组织到国家机构，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都要服从法律。它强调“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强调不能仅仅把法治的对象局限于不掌握任何权力的普通老百姓。它强调不能把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法”，不能把违背领导意志当作“违法”，任何个人意志不经过法律程序都不能成为治国准则。它追求的目标是国家*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法律和制度的连续和稳定，避免“因言废法”、“因人改制”的历史规律重演。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突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前提条件，亦即依据什么样的“法”来“治国”还得由党和政府来决定，不过只是要求党和政府也要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在此前只有普通老百姓才负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4 ?转型时期的*稳定及其未来发展 1978 年以来，中国*稳定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政权的稳定”。中国*党稳定地把持了国家政权，武装力量牢牢地控制在执政党手中，令许多发展中国家*家头痛的*政变从来没有发生，甚至连发生的“迹象”都没有。其次是“*制度的稳定”。中国的基本*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制度等，都没有动摇。再次是“治国纲领的稳定”。尽管其间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几次反复，但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和党的*路线基本上得到了始终如一的贯彻。最后是“社会的稳定”。除了“八九风波”之外， 20 年之间，中国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动乱。 奠定中国 20 年*稳定的基础，一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二是限制有组织的*参与的发展，特别是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打击*性结社尤其是建党活动。毫无疑问，这种*稳定基础在短时期内是稳固的，也是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侵蚀*稳定基础的因素也在逐渐形成和发展。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和中国日益溶入世界经济，国民经济的自主性也将日益增强，相应地政府控制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将不可避免地日趋减弱。因此，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稳定也就越来越脱离政府的控制，或者说，主导*稳定的力量逐渐转移到“异己势力”的手中。其次， 20 年来的*稳定部分程度是通过“压制”社会的*参与要求实现的。但是，随着社会*参与要求的日益强化，随着社会领域的逐渐成熟，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和深化，“压制”的成本将越来越高，而且政府能否继续拥有和保持强大的“压制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学家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不稳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新的集团急起动员参与*，而与此同时，*体制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24] 。“社会动员和参政范围既深又广，而*上的组织化和体制化的速度却十分缓慢，其后果便是*上的不稳定和混乱” [25]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必然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如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以及大众传播的扩展等”，而这些变化势必“使*意识扩展，*要求剧增，*参与扩大”，还“削弱了*权威的传统源泉，也削弱了传统的*体制。” [26] 亨廷顿指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的*单元中参与*和受到*影响的程度扩大了。在传统社会中，参政在农村一级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在农村以上的任何层次，参政仅局限于极小一部分人。大规模的传统社会在权威合理化与结构区分化方面或许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参与还是局限于较小范围的贵族和官僚精英。因此*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各种社会集团在村镇以上层次参政，以及发展了诸如政党那样的新的*体制以组织参政。” [27] “现代化意味着：一切新的和老的、现代的和传统的集团，越来越意识到它们自己是集团，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相对于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权利。确实，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是，它在许多社会力量中所产生的觉悟、内聚力、组织和活动的增强，而这些社会力量在传统社会中自觉认同和组织的水平都低得多。” [28] 如何解决社会集团的参政问题，即“集团化的”或“有组织的”参政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社会发展问题。美国是通过建立“多元主义*体制”来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的。在美国，各个利益集团通过议会斗争实现利益的表达与综合。而一些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则采取了“社团主义*体制”来解决集团化的参政问题。欧洲国家的“社团主义*体制”又与拉美国家有所不同。欧洲国家通过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满足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而一些拉美国家则通过政党组织与职能社团的“合二为一”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毫无疑问，公民的有组织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开放“公开行政领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倾向于认为，“社团主义*体制”也许是中国解决有组织的*参与问题的有效途径。 注释： [1]( 瑞典 ) 艾登姆和威奥第：《经济体制》，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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