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无可争辩地载入世界现代化的史册。据世界银行估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花了58年（1780―1838年）；美国花了47年时间（1839-1883年）；日本花了结34年时间（1885―1919年）；巴西用了18年时间（1961―1979年）；南朝鲜用了11年时间（1966―1977年）；中国只用了10年的时间（1977―1987年）（world bank，1991）,大大超过英、美、日等国当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若以俄罗斯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初期的条件远不及俄罗斯。若将中国1978年与俄罗斯1990年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发展条件相比，第一，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罗斯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的ppp（实际购买力平价）美元值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罗斯为644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国农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罗斯水平，中国为82%，而俄罗斯为26%，是一个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第三，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就业比重大大高于俄罗斯，中国为71%，俄罗斯为13%，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第四，中国人力资源条件大大不及于俄罗斯的情形，中国*文盲率为31%（1982年数据），俄罗斯为2%，中国15岁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为4.6年（1982年数据），而俄罗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与俄罗斯相比，也是差异甚大。loCaLhOSt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生产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俄两国改革初期的条件差异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为不同，而所获得的改革结果大为不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94年与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长了1.51倍,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6.3%；俄国1994年与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7.0%。(world bank,1996) 为什么中国比较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呢？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是什么？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等国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年）认为，支持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高增长有四个重要条件：第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二，经济结构的变革；第三，选择了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务实和渐进的改革；第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之路与人力资产》（美国兰德公司，1994年）一书，是在众多研究中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改革具有何种性质呢？如何准确的评价呢？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十几年来，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即使计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时间，也不过只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1/3，然而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1978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有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到目前为止，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与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3/2，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居民房租，水电器费用等）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是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两种转型的合力将产生强大的旋涡和逆流的浪潮，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单是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国家中，这一转型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为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5]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或者说决策者变得比较聪明了，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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