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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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9-97 年间, gdp 增长年均高达 9.8% ,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对外贸易年均增长则为 15.8% ,内外贸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9.8% 提高到 1996 年的 35.2% 。从外贸依存度来说,到 90 年代初,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中,中国已成为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也使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在这段时间提高了 3.6 倍,同时有两亿人摆脱了最低贫困水平。回顾过去 20 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堪称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中国经济在 1997 年取得了“软著陆?成功的成就,然而,市场疲软、启动乏力的现象接踵而来,零售物价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连向来最具活力的乡镇企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重重的局面。虽然中国政府几度下调利率,放宽信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 1998 年的经济增长率并未达到预定的 8% 的目标。 1999 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估计不会比 1998 年好。 到底这只是短期的调整,并为未来长期、稳定、快速、持续的发展做好准备,还是预示著以渐进方式进行体制变换的改革策略已走到尽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即将终结,渐进改革积累下来的矛盾将会总爆发,而使过去 20 年来的建设成就毁於一旦,中华民族的重新复兴功亏一篑? 中国在 80 年代以后已经取代日本经济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大问题,对刚遭金融风暴袭击而未摆脱萧条困局的东亚经济将如雪上加霜,东亚经济的迟迟未能复苏,也必将拖垮欧美经济。LOcaLhosT反过来说,东亚经济的再度繁荣,也有赖於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拉动。处於世纪之交、迈向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到底往何处去,实为世人所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於各界方家。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终於在 1997 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软著陆?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势头并未随著目标的实现而停止。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中国政府在 1998 年初提出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放款、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自 1978 年底的改革以来,只要中国政府一放松信贷和投资控制,国民经济通常会马上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 1998 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一放就活的局面,而 1999 年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中国政府已主动将 1999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 7%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为甚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区别那么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供需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於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局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但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持续几年的投资高潮,外国资本也全面看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从 1992 年以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到 5% ,一下跃升为以后几年 15% 左右的水平,等这些投资项目在 1995 、 96 年逐渐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经济一下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出现买方市场,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而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於政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於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政府一旦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 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脱不了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从 1997 年 11 月起,六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於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助於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一部分地区的机场、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当强劲的外贸需求受制於东亚金融危机,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过剩,最终只能依赖中国自己的内部需求的增长和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 1990 年代初期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多数农村地区更是如此,目前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当前的过剩和与其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早晚可随著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而烟消云散。 对中国自身、东亚以及世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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