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虽然粗疏，不过它多少已经证明，私产制市场经济是公正的制度。 首先，承认私人产权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其次，在确定某人有权占有某自然资源时，我们依据的是公正原则。另外，财产的自愿交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具体操作标准，因此难免会留下若干漏洞和困难，因此不能把现实中的私有产权绝对化，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仍属必要，但我们毕竟可以说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公正的。 9.公正与效益的关系 在私产制市场经济中，公正和效益又是何种关系呢?如卞悟所说，“效率源於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规则必须公正”。这就是说，公正与效益是统一的。越是公正就越有效益。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时候，和前面讨论自由与效益的关系一样，我们也要追究公正与效益二者以谁为优先。当二者冲突时谁让位於谁。休谟指出，我们之所以承认某人有权占有某物，那并不是因为在他占有某物时，要“比在其他任何人占有那些财物时，具有更大的效用或利益”。你不能说你若是占有了我的工厂定会比我经营的更有效益，因此不顾我的意愿把我的厂子占了去。如果说公正每每导致效益，那无非是因为自由竞争，优胜劣败，有用之物每每会落到最善加运用的人手中而已。再如前面讲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例子，我们明明知道把国有企业白白送给某些私人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大多数人还是直觉地就拒绝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做太不公正。可见，公正的考虑常常优於效益的考虑。 10.关於社会公正 以上讲的是公正，本文的标题是社会公正,二者不尽一致。哈耶克说，社会公正一词根本就是一个空洞的、无意义的词。他的意思是说，在自由经济下，不存在什么社会公正问题(此论大体正确，但正如财产权不具绝对性一样，此论也不可绝对化)。这涉及到公正一词的本来意义。张三做了一批鞋，卖得很好，赚钱很多。李做了一批帽，没人买，赚不到钱。你能说这是不公正吗?要说这是不公正，那是谁对谁造成不公正呢?天下的人和事大都参差不齐，有人长寿，有人短命；有人美丽，有人丑陋；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的地方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有的地方气候恶劣，资源贫乏，如此等等。能说这是不公正吗?除非你说造物不公。可见，某种事态，只有当它是由一个单一的有意志、有思想、能行动的主体运用其权力所造成的，才有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如果李四的帽子卖不出是因为政府下了*，那可说是不公正；但如果只是没人愿意买，那就不叫不公正。自由社会中出现的许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常常被人斥为不公正，但由於它们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有意志、有思想、能行动的主体运用其权力所造成的，所以不是不公正。这并不是说那些现象是公正的，这只是说那些现象和公正与否无关，无所谓公正不公正。 哈耶克指出，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需要以一个中央权威当局来分配所有的资源，以及所有的人被告知做什么与目的何在为前提”。*制度正好就是这样，所以在*制度下就存在着社会公正问题。假如张三做鞋李四做帽完全是政府的分派，只要他们认真完成了政府交的生产任务，政府就应该发给他们同样的工资，哪怕鞋子脱销帽子积压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如果因为鞋子好卖而帽子卖不掉，政府就 给张三钱多给李四钱少，也就是说，政府对它规定的同样的事情没有给与同样的对待，那就叫不公正了。正是基於这层道理，所以科尔奈主张必须限制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不允许国有企业自行放开工资。朱熔基感慨说，现在的国有企业是“优胜劣不败”，甚至是“优难胜劣难败”。可是，只要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它们的资金、设备乃至生产任务是被政府分派的，政府又怎么能让其中的一些人富起来而让另一些人穷下去呢? 11.以*转型带动经济改革 既然社会公正问题主要是和*经济制度相联系的，那么，我们既要求抛弃*经济制度，又要求保障社会公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然。我们倒是在揭示中共经济改革的内在矛盾。中共过去欠债太多，现在，它如何能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反把苦果硬要人民吞下去呢?以血腥手段灭私产兴*的中共，有什么资格又来领导变*为私产的改革呢?*国家的经济改革，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在於改什么，怎么改，它还在於谁来改，谁有道德资本领导改革。所以，*转型必须实现。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只要他还有一点公正意识，他都不能只关心经改不关心政改，他都必须积极推动民主化。这就是结论。 我用了许多篇幅分析和讨论公正概念。这是目前国人最感困惑最感混乱的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从而知道在当前，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放弃什么，承受什么，抗拒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种现实的力量去促进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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