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在旧体制崩溃的同时，新的体制却无法建立，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目前来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至今日本隐约有不将“日本病”视做病症，反而视做精华的“气概”。无论在歌舞升平还是今非昔比时，日本经济学界“日本特殊论”的主张仍死而不僵：即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欧美的、特殊和异质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来已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过渡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对外部市场的隔离等。至今这种奇谈怪论仍广泛存在。市场机制总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诸如参与着的平等竞争，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由市场自发决定等。任何借口本身的国情特殊而否认市场规律的一般性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然在长期内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有人一度铺设了铁轨，并用马拉着火车前进，重新发明了既安全又省却了环境污染的“火车”；也曾经有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名词，并用政府主导亵渎了“看不见的手”基本原则，重新诠释了和市场经济无关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 四、中国应该警惕什么：昔日奇迹的楷模今日困窘的前车 日本一度成为东亚群起效仿的楷模，至今也并无群起诛伐的迹象。但也许，我们应该三省吾身，将上述盛极而衰的过程看得完整些，因为在亚洲得“日本病”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也涵盖了很多其它经济体。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成长所带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开来，连“创新”这样千差万别、箐芜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门进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如果视其为楷模，那已是昔日曾经的楷模；而如果视其为前车之鉴，则今日已是从理论和实践中重新审视，避免重蹈覆辙的时刻了。 不安迹象之一是体制复归的潜流汹涌。“日本病”已经揭示出：产业政策在赶超的初期也许是奏效的，但必将趋于弱化和失效；而无人对产业政策失败负责怎又将导致政府重新依赖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靠凯恩斯类似“酗酒”的方式刺激需求。而这种迹象在我国已隐然浮现。1、目前政府动用私人部门资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的趋势有所强化，但旧企业的亏损乃至破产和新企业的崛起和壮大正是市场机制这枚硬币的两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试图让其长生不死始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是年愈50年的幼稚产业还是“过度竞争”的产业，都是市场机制被阻滞不能完成起码的资源配置的恶果。2、过去我们也是热衷于制订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失灵后，又重拾日本的牙?，祭起财政、货币政策的大旗，走上艰难的宏观调控之旅。虽然，目前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还可以再支撑几年，但若干年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既有日本这个前车之鉴在眼前，我们为什么还要沿着错误的路线往前走呢？我们不应该拿经济的发展前途去打*，期望在支撑若干年以后我国经济能自动变好。到时一旦没有奇迹出现，我国可能陷入目前日本所处困境。3、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只能是来自于不断创新，英国的由盛而衰、美国的长盛不衰和日本的赶超失败等几个例子都能得到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最重要的创新始终源自私人部门，中国20年的奇迹，经济学家的贡献也许仅在于为已出现的奇迹在事后寻找理论支撑，恰恰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用按血受印创造的土地承包制，是江浙农民重拾资本主义尾巴的乡镇企业，使得改革具有了最深厚的民众基础。更何况，任何创新，即使是政府的集体创新，也只有在事后经得起市场考验才称其为创新，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善如流，以创新求发展呢？！ 迹象之二是渐进体制的宿债未偿。中国金融体系受不良资产之累日久矣！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存在着大规模的腐败，而只是中国银行业为渐进改革支付了成本。社会信贷始终必须为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改制保荐护航，而不是尊从市场信号，因此不良贷款的沉淀是金融部门极其软弱，扮演“准财政”角色的结果。部分企业能够不被淘汰出局，无非也是依赖银行长期输血。政企、银企关系和日本如出一辙。估计目前不良资产已经突破三万亿人民币，并且是宿债未偿，金融信用和国企集团的信用正被隐含的国家信用所取代。 表2、关于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几种估计 估计者 估计样本截至时期 估计值 不良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百分比 李欣欣(1998) 1996年 1997年中 24.4% 29.2%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8) 1997年 24.0% 樊纲(1999) 1998年 28.3% 银行重组成本占gdp的百分比 穆迪氏(1999) 1999年 18.8% dornbusch和givazzi(1999) 1999年 25.0% 资料来源: 约翰.伯宁 黄益平：“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及其处置办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6期。 如同支离破碎的日本金融一样，管制型的中国金融之所以令人不安，也并不纯因历史包袱使然，而是我们在化解这样的问题时，诸如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等，仍然高度依赖集体的智慧，而不是群众的智慧和市场的力量。至今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和股权多样化仍未有亮色，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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