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对所追求实现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拥戴他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有用好“帝王术”，他老师耳提面命也没有用。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1916年王壬秋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和*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dna）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最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征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我们了解“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制度的剧烈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这样把*活动作为唯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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