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苏娟 李晓明 孙自铎

企业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时有发生，侵害消费者利益，乃至于影响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拖欠银行贷款，想方设法逃避债务；履约率低，相互拖欠的三角债问题突出等。如果信用缺失的情况持续发展，将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使整个社会的交易逐渐萎缩，并导致资源配置和相应制度的扭曲。
二、信用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成本与收益比较”的基本点来讨论，本文开头所提的一系列丧失道德诚信的行为(我们且称它为失信行为)，也同样可以用这一基本点来讨论。
1失信成本与失信收益比较。人们在追求利益实现的活动中，总是力图以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实现其利益；理性的道德主体同样在作出一定的行为之前，也要对各种可选的行为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进行预测和比较，从中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失信行为的成本包括实施行为过程中所做出的物质和精神耗费，以及由实施行为可能引起的社会给予的舆论谴责，以至法律制裁等等。失信收益是指失信者通过失信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两者的关系有一个确定不移的变化轨迹，失信行为的发生率与失信行为的私人成本成反比例关系，同其他人收益成正比例关系。失信主体之所以必然作出某种失信行为决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降低失信成本，最有效地使其所追求的失信行为得以实现。只有当他预期失信收益大于或等于失信成本时，才有可能最终实施该行为；并且随着这种失信收益越大，其决定实施行为的坚定性越强，因而实施失信的可能性也越大。LocalhOST
2、失信行为可以解释但不能放任。从经济人的角度讲，失信行为主体所实施的失信行为是为了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因而对失信行为我们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作出解释，但仔细检测一下，就会发现：第一，假定失信行为发生之前的经济系统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当失信者实施失信行为时，他所得到的失信收益实质上是其他受害者的一种福利的净损失，表明净福利从一般人手中转移到失信人手中，社会总福利并没有增加。失信者的境遇的改进是以受害者的福利受到损失为前提的，这显然违背了帕累托最优这一假设前提。第二，经济学认为，外部负效应损害效率。从整体来看，失信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水平，从个体来看，失信的私人成本很小甚至没有，收益却极大。但失信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性”，一旦某位失信者的失信活动“成功”，获得可观的收益，就会带动原本清白的人加入失信者的行列，失信行为发生的频率就会逐渐加快，就像瘟疫一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说小范围内的失信行为犹可容忍的话，那么失信行为在大面积发生时，社会就不得不为此支付高额的追加成本。由此可见，失信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私人成本，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负效应的特征，从而引发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第三，如果整个社会“人人都能失信”且“人人都失信”，从理论上讲，这是公平的。但实际上，人非机器，毕竟有差别，只能是少数失信者凭借失德行为率先走—富裕之路”，而绝大多数人仍然固守原状，甚至因受失信之害而状态恶化，这就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这既是不公平，也是无效率的。设想一下，我们面对着一个不讲诚信道德的社会，商品是假冒的，服务是低劣的，人与人之间是不信任的，不要说整个社会没法发展，就是正常的生活也没办法进行。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失信者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的失信行为恰恰符合经济人列“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可以解释并理解的，但如果由此而产生片面的伦理观念：利润第一、利益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等行为的准则却是可怕的，由于失信行为客观上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违背了效率与公平原则，而这与经济学分析的价值判断标准背道而驰，因而失信行为又是决不能放任的。
三、信用的制度学分析——以盗版为例建立博弈论模型
以现在越来越猖獗的盗版为例建立一个简单的制度经济学的模型。在博弈模型中，参与博弈模型的公众社会力量被概括为政府、正版商、盗版商和消费者。四方都企图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饷路径和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四方博弈均衡的结果。
博弈模型的内容：
1、四方的基本关系。消费者是产品的需求者，正版商和盗版商都是产品的供应者，所以消费者与后两者之间是供求关系。政府则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处于“裁判员”的地位，与前三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正是这种管理者的身份，使政府在四方的制度博弈中处于统治性地位。
2、目标函数的冲突。简单说来，四方的目标函数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在追求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却会产生不小的冲突。首先，由于税收的需要，政府很企业的改革。应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国有资本的进退并不只是从企业规模的大小来确定，而是主要从企业所处行业的性质来区分。
第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股份公司在向公众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说真话”，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确保资本市场有序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出资人在公司的外部，处于信息劣势，经理人在公司的内部，拥有优势信息，特别是当股权分散时，就容易发生经理人利用出资人的授权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了避免这种“内部人控制”导致对出资人利益的伤害，就必须让公司“说真话”。为了让上市公司“说真话”，就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即通过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公司的出资人、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形成自我约束、相互制衡的机制，促使企业长期发展。
第三，加强道德建设，用非正式制度规则约束机会主义行为。道德建设对于引导和激励人们自动地诚实守信是有明显作用的。尽管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市场参与者的诚实守信是正相关的，但人们的交易行为不可能全部由产权来界定，原因在于产权界定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有些场合产权界定的成本甚至高于由此获得的收益。如何解决因制度规则缺失所引起的行为失信问题，就需要依靠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市场的参与者就会自觉选择与其利己主义、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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