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
“企业为吸收农民工就业而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补贴。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决现有农民工进城后,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这里面包括两方面事情,一是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二是构建大都市圈。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实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乡镇企业已经形成了巨大规模。2008年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全部gdp的28%,并且吸收了1.54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在这1.54亿乡镇企业劳动力中,有一部分被统计进入了外出打工的1.2亿农民工中,但也有很大部分是本地就业的。
“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的初期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可以解决工业与农民进城所必须增加的成本,但是到了以后阶段其弊端就日渐明显。乡镇企业迟早必须向城市集中,走依托城市化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都市圈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如果都市圈的成因是由于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共享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则都市圈的最大规模边界,就是一套独立产业体系的最大最佳规模。由于都市圈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如果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口可达到3000万,gdp总值可达到1000亿美元,就可以形成发育都市圈的基本条件了。LOcALhoST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就可以“事半功倍”。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城镇化扩大内需,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重要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仅仅是提出要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扩容,而这个路子将不可能解决需求增长动力问题。到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小城镇内地也占2/3。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所以,如果想要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必须首先以沿海的大城市为依托展开,然后再以内地的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大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