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农民企业三大农业经济组织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试图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经济组织理论。并为企业
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指导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的纵向产业协作。在协作过程中彼此“借光”，使各自的“外部经济”得以释放。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支持龙头企业就是支持农业，就是支持农民。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推行“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理论基础。
公司与农户发生多种多样的交易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三种情形。
1、垂直协作紧密，产业关联度高。主要是常年生产。保质期短，必须经过加工才能进入消费市场的农产品。这样的产品，交易多次重复发生。甚至每天多次进行。因此要求公司与农户建立紧密产业协作关系。一旦协作关系出现闪失哿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比如乳品业。奶牛养殖者会选择与牛奶收购商维持长期而稳定交易关系。收购商在奶牛基地投资建设收奶站等交易专用资产。以固定交易关系。
2、区域联系紧密，地缘依存度高。特定的农产品生产。往往和特定地域的加工流通企业紧密联系。花椒产业和辣椒产业，农产品生产依赖公司经营，公司发展依赖农产品发展。这自然形成公司与农户的产销对应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共生共存，一荣俱荣。一般很少有“第三者”插足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地缘关联。因此，公司与农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交易关系。当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受到威胁时。会威胁区域经济发展。
3、对抗“不确定性”，风险相关度高。在未来市场“不确定性”成为公司与农户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敌人”时。公司与农户达成要素供给或者农产品购销合同。lOCaLHOSt使双方有比较稳定的预期。由于“订单农业”的存在，使过去一些启动困难的产业项目顺利启动。“订单农业”是农作物播种或养殖项目启动前签定合同。等到农作物收获时才能完全履行，合同执行期比较长。在合同执行期内，市场价格信息会越来越明确。原来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确定”了。毫无疑问。农户和公司是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没有可靠执行保障手段的情况下，它们签定的合同非常脆弱。一般“订单农业”仅以信誉为执行担保而信誉损失度量和计价困难。当“第三者”插足参与出价竞争时，无论是农户还是公司。都有不惜“撕毁合同”以取得利益的倾向。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选择投机行为的倾向更为明显。真实的情况是。它们是“伙伴”。但更是“对手”。计算多于顺从。”毁约“对农户与龙头企业造成的损失是“不对称”的公司和农户签定“订单”后，要进行专用资产，包括专用人力的投资，有些公司还对农户进行培训和技术投资。如果届时得不到订购的产品，先期投资“沉淀”，损失巨大。有资料显示，“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不足20％。如何运用产业组织手段抵御市场“不确定性”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
政 府
市场机制运作有两个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界定和足够低的市场交易成本。当产权界定不清。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出现“市场失灵”。这是市场机制的最大缺陷。这时。需要政府出面矫正“市场缺陷”。制定和实施能够清晰界定产权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法律法规。为农户、合作社、公司等产业组织有效运转创建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较低的市场环境。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农户经营规模细小。再加上农产品市场交易面临的计量和定价困难。导致市场运转成本过高。“市场失灵”的问题比较突出。我国“三农”问题具有独特性。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各级政府都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所未曾面对的课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根据农业市场组织结构特点，制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政策。优先支持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对农业技术、信息、防疫等公共服务提供必要财政扶持：建立与农村信用文化相适应的农业信用体系：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依法维护农业市场秩序。确保市场有效运作。
结束语
农民经济组织问题一直是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农民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回顾半个世纪历程，20世纪50年代初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做主人。欢天喜地。一片艳阳天；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农民失去土地财产权利。成为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创造热情被束缚于“人民公社”体制；80年代。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确立了农户家庭的市场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热情。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密切了农户与公司的关系。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展望未来前景。在21世纪，随着农业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加深。农民合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农业合作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农民组织化程度极大地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日益增强。可以预见。政府主导下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组织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