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筹资、充实资本金并为国企解围，解决就业问题等。在此政治背景下，便形成了证券市场上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双重性等独特现象。
证券市场政治化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就是立法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如，《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满足的条件包括: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等。同时还规定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而设立的，或者本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这些上市门槛基本上就把非国有企业挡在了门外。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非国有企业在政策上长期得不到扶持，起步较晚，其发展规模和盈利记录，到20世纪90年代初尚达不到上述要求。实证资料表明，中国股市至今仍以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为主体。
②立法粗放、缺乏可操作性。我国采用立法性法律体系，制定法是我国法的基本渊源。但是我国目前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立法机关颁布的制定法文件往往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这就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权力。从效力和功能来看，我国司法解释也是法的渊源之一。另外，国家中央行政机关、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也构成法的渊源。
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但《证券法》本身还有不完善之处，粗放、缺乏可操作性。LoCaLhOST例如，对于泄露内幕信息行为，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可见泄露内幕信息行为是单独成罪的。按《证券法》第七十条规定，泄露内幕信息行为也是一种单独的违法行为，但是关于该行为的具体认定，却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或细则、规定，因此在具体稽查工作中，缺乏认定依据，无法真正查处这种行为。
③证券立法中偏重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度缺失。证券法中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分别从私法与公法的角度，对证券法律关系进行了调整。三者各有所长，只有协调一致，才能更好地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刑事责任由国家负责追究，行政责任及处罚由主管机关追究，民事责任则由蒙受损失的投资大众根据本身的意愿进行追诉。民事责任既不能代替其他的法律责任形式，也不能由其他的法律责任形式加以代替。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虽然可以成为民事责任的有益补充，却无法替代民事责任固有的功能，因此，民事责任应该为先。
通过建立、完善证券民事责任机制可以有效预防和威慑证券违法违规行为。民事责任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通过责令不法行为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有效地剥夺其通过不法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从而使违法者三思而后行。
我国《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过少。《证券法》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规定的不当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大多是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产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有33个条文涉及)，以及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所产生的刑事责任(有18处涉及)，但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仅有2条，不到法律条款的1/18。因此，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
④执法权高度集中，执法司法协调不畅。市场功能的政治化和市场主体的单一性，使得执法权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即中国证监会。根置于中国传统的集权主义文化土壤中的中国证监会也抹不掉浓重的行政权力极端化、部门化的色彩。加之执法司法协调不畅，更使得证监会在案件的查处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存在着随意性的可能。司法以行政处罚为前提，行政处罚又以违反法律为前提，认定违法的责任在行政部门，而最终裁决是否犯罪的权力又在司法部门。这种循环化的制度设计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出现“有法无用”或“有法等于无法”的现象。
3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不同的证券监管立法、执法实践，源于其不同监管理念，而理念则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理念决定政策及制度的制定，政策、制度约束实践，而实践的结果又决定着理念的形成。因此，必须制定合乎实际的监管政策，以正确的监管理念指导执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