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云南盐业 法律制度 工商市镇 影响
[论文摘要]清代云南的盐税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对盐井的开发也形成了新的高潮。盐业的发展，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促使主要矿产区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这些市镇是有别于传统政治型城镇的新型城市，它们的出现反映出x-商业发展的水平，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与清政府在云南推行的盐业法律制度息息相关。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云南自古以来就以盐税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史称“滇南大政，惟铜与盐”。因此，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云南盐政。到清代，云南盐井的开发达到了新的高潮，增开盐井20余处，形成滇中、滇西、滇南三大产区的生产新格局，并建立起了分区管理模式。盐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增加了云南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要矿产区形成了一些新兴城镇。这些城镇不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而是经济因素主导下的工商业市镇，因而它们的出现，对云南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这又与清政府在云南推行的盐业法律制度息息相关。
一、清代云南盐业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清代在云南设有专门机构和专门官吏专司盐务，对食盐的生产、销售、质量标准、价格等方面进行管理。当然，在各个时期，盐业法律制度又有变化。
(一)管理机构
清初，云南盐政由云贵总督总理，并由巡案御史监管，后来设盐法道，作为主管全省盐政的专门机构，同时主要盐井地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提举、盐课大使、盐法库大使等。loCalhOSt
(二)管理政策
1．清初的商包商销制。清初，云南盐业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对云南盐政采取自由政策，《云南通志》称：“我朝因地制宜……国有行引之课，且灶煎灶售，民运民销，立法超轶前代，亦迥殊乎他省。”当时黑盐井的引盐之制“滇盐不行部引，按井给票，商人操办完课”l3j是最有代表性的，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仅是为了课税。尽管各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但这一时期，云南盐业法律政策总体上是商包商销，政府不垄断食盐。从盐井数量来看，与明末大致相等，故《中国盐政史》载：清初，录明旧制加以损益，则设黑盐井、白盐井、琅井、云龙井、安宁井、阿陋井、只旧井、弥沙井、景东井、凡九区j。
2．官运官销制度的建立。自康熙中叶起，清政府对云南盐业实行官运官销制度，由政府对盐的产、运、销进行全面控制，即在生产环节实行官督煎，流通环节则实行官运输，而在交易市场则实行官专卖制度，从而实现了政府对食盐的垄断。当然，各大片区建立起官运官销制度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滇西、滇中地区是云南传统的产盐区，因而这一制度建立得较早。而滇南地区，因多系新开盐井，故自雍正后才立官设制，专官专管，改变了原来“夷人自煎食”的分散管理局面。尽管这种封建专制下的“官盐”经济体制存在各种弊端，但不可否认，在自给自足、封闭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正是有政府的主导，才可能把盐资源开发成一个产业，从而对当地盐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这一政策实行了百年之久。
3．灶煎灶卖制度的建立。在盐的官运官销制度中，盐的生产和销售由不同的部门管，这就必然使生产和销售脱节，对盐业的发展不利。因此，嘉庆五年(1800年)，中央政府规定云南各盐井一律是灶户煎盐，灶户出卖，民运民销，这实际上是用商民运销的方式代替了此前的官运官销制度，这～制度又称为“灶煎灶卖，民贩民销”。同时取消了此前按井划界的销售办法，价格由市场调节，故《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云：“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均莫摊征，有余作为溢课，尽征尽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同时，卤水由官府分配到灶，各井管理员除拟定票额、发放盐票、按票征税外，其他生产、运输、销售均由灶户和商贩办理，从而改变了产销脱节的现象，使盐的生产和销售能够相对协调。在这一制度下，政府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宏观管理，这实际上更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
4．官卖制度的重新建立。清末，中央政府对云南盐政又重新建立了官卖制度，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一方面，西方列强在相继将云南周边的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变为其殖民地后，对云南展开了广泛的经济渗透和侵略。将大量私盐运人云南边境地区销售即是其经济侵略的重要一环。而国外的盐之所以能大量流入云南销售，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盐价较云南盐价低。云南地处内陆地区，对外交通闭塞，长期以来存在市场的“孤立”性状况，而且云南盐矿都是井盐，由于技术落后，开采、煎制都比海盐困难，因而成本较高，产量不大，盐产量难以满足全省日常生活需求。故云南历来有“斤盐斗米”之称。据唐代樊绰《蛮书》和元《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从唐至元代，云南食盐还长期充当货币流通，足见其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与价格的坚挺。到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时期，食盐都较紧缺，“滇省垦地日广，生齿日繁，食盐不敷”。由此造成盐价高昂，每100斤盐价格在4两以上，导致百姓吃不起盐，故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下旨“着总督尹继善悉心妥办，将盈余一项即行裁汰，令盐价平减。纵使昂贵，亦只可在三两以下。若裁去盈余之后，公用有不敷处，另行酌议请旨”。也即国家法定的云南盐价不得超过每100斤3两银，同时还调川、粤盐平盐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而云南周边越、缅等国由于盛产海盐，其食盐价格自然较云南低，故“且自缅、越不靖以来，交(即越南)缅私盐价贱于滇盐数倍，而彼族又从而力轻其价。听其贩运，小贩侵灌，大伙拒敌”8。其价格的优势，自然能使其盐在云南倾销同时，清末滇越铁路的开通，使云南的交通出现到国外比到国内各省更为便利的状况，人马运输的传统方式难与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相匹敌，这为大量国外食盐的涌入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到清末已有千余万斤外国盐入销永昌、顺宁、临安、开化、广南等云南沿边地区_9j，导致出现了腾(冲)龙(陵)边岸“各司皆食缅甸私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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