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传统意识 传统行为
论文擅要：股份制本是近企业家，仍然不愿放弃这种既稳且厚的获取高额利润的方式。无锡业勤纱厂主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在集巨资办厂后，还以其母的名义买下一片“足成千亩庄屋一区”的土地81。恒丰纱厂厂主聂缉榘在湖南领垦福垸土地5万亩。著名大丝商胡雪岩另开两家钱庄。张蹇曾说：“上海资本家挟母财以营汇兑存放之钱庄，基本不出十万金。’获利则称是，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而近代中国的钱庄、票号等银行业却很少与工业发生贷放关系。
从经营管理方面看，以上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习惯于从宗族中任用人员。企业的核心人物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由他和他的儿子、兄弟、叔伯、侄子、堂兄弟、亲家、女婿及其他亲属组成的血缘关系网覆盖了整个企业，因而还出现了以姓名或姓氏命名的企业名称，如周学熙企业集团、荣家企业集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1921年，荣宗敬正式组建茂、福、申新公司时，即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荣宗敬任总公司及所属16个粉、纱厂的总经理。公司不设董事会，一切大权由荣宗敬独揽。各部门、各企业的负责人大都由荣家的亲属、好友及族人担任。据1928年统计，在荣氏集团的19个企业中共有总经理、经理、协理职位54个，其中荣氏血亲占了31个，姻亲占了14个，占总数的83．5％i2”。张蹇在办厂后期，也从“地方自治”的狭隘观念出发，大量擢用张氏家族及本地人，很少用外省或外地人，如此的门户之见，使许多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有人说过“南通之窘，多由人事上失败，其故日退老用人有地方思想”。二三十年代，各企业虽都做了相应的改革，但始终未能完全突破宗法和家长式的管理格局。loCalhOst
在生产经营管理上，各厂也多采用旧时的“工头”制。荣氏办厂之初，就在各厂经理之下设一总管，统管全厂职工；各车间设有“工头”，掌管本车间工人的招收和解雇、负责生产；下设若干小领班(纺织厂领班之下还设管理女工的“拿摩温”和管理童工的童工头)。各部门工头自成系统，其管辖下的工人也形成一种帮派势力，各帮派间互相倾轧、排挤。工头任意克扣工资、恣意勒索，动辄打骂，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工头”制妨碍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应用，阻碍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20年代初，荣氏企业才开始尝试改革工头制，采用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同时期，这种“工头制”在我国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中普遍沿用。无锡最早创立的业勤、振新两家纺织厂，一直就沿用旧制度，不思革新，最终于1927年停业，后虽勉强恢复，但终不免一蹶不振。最早创办的裕昌丝厂，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短短数年即负债累累，被银行团起诉接管，最终陷于败落圈。我国旧式工商业的财务管理一般采用房制度，在新式企业中起初也被普遍地采用，资本家一般直接委派亲属掌管帐房，规模较大的厂分设内帐房和外帐房。这种财务管理制度由于缺乏科学性，因而遗漏、错误在所难免，这不仅不能对产品成本和企业经营进行核算分析，而且为浪费贪污留下了可乘之机。后来各企业的财务管理虽有所改进，却不很彻底，仍有部分企业不愿意采取新法，像荣氏企业在改革后就采取新旧两种财会制度并行的办法。
三、对企业中传统园素的评价
我国资本家与同时期西方资本家又有所不同，西方资本家早已接受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完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我国资本家的思想意识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就第一批官督商办的资本家来说，大多是清政府官派人员。在“官阶班次中求才”的结果，不但严重堵塞了才路，而且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弊害。但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准民阆举办近代工矿业，封建习俗势力又把近代技术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会“妨碍小民生计”，震动地脉”和“破坏风水”而加以阻挠。这就使积累相当财富的买办、商人以及官僚、地主，欲投资近代民用企业而无门。再者，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样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及民用企业的开办也只能由政府创办了。这种亦官亦商的企业制度尽管存在很多弊病，还是有很大的历史作用的。首先它开了风气之先，起了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其次官办或官督商办既可以弥补大型企业资金的不足，又可利用政府的力量予企业以有力的保护。近代企业家较之普通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且受中国古老的文化之浸渍，崇尚“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们视天下为己任，世代遵从儒家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态度。能为国家做一份贡献，将来名垂青史更是封建士大夫及其他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故国家有难，他们心甘情愿“报效”、“牺牲”。
企业发展了几十年，仍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家族色彩、官僚作风以及颇具旧制度特点的投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民主色彩。清政府被推翻后，虽也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有名无实。大军阀及后来的国民党当权派无一不是脱胎于封建社会，力量薄弱的民主气息冲不散他们满脑子的封建意识。故企业里家长式的专权、官僚式的管理、稳妥型的生财之道无不顽强地存在。可是，局部地积极地看，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家族主义和家长式管理，这对克服中国人的散漫习性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几千年的愚民政策，中国人也习惯了服从，在民主、参与、做主人的意识没有强烈萌生之前，这对企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一个集权式的领导，一些人勾心斗角的本性反而会滋生蔓延，不团结、不齐心、头头脑脑各自为政，也就根本谈不上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因此，对近代股份制企业中的传统意识和传统行为，我们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