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唯物史现；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制度伦理；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历史境遇中，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着重探讨：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存在必然逻辑联系，但并非简单、机械式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传统威权宣谕式道德伦理教化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制度伦理建设日益成为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石：社会道德建设应提升至文化哲学批判高度，实现对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物化与功利意识的理性批判，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和谐共生。


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历史境遇中，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问题一:经济建设遮蔽道德建设，何以走出边缘化困境?
“经济决定论”是经济建设对道德建设遮蔽的典型表现。“经济决定论”以经济因素取代道德伦理，或认为道德伦理是经济发展的简单产物，试图凭借“物”的方式与手段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生命问题。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一般而言，对于后者的认知与确证形成社会道德伦理规范。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们逐渐把道德伦理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从而使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日益打上伦理价值烙印。毫无疑问，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从事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LOCALHosT但是，生产力实践是社会道德产生发展的前提基础，与道德从根本上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必须深人研究两者间如何联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中介，防止把两者间关系简单化、机械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伙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类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间一般逻辑关系。恩格斯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的关系，使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把小提琴”。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才是人们道德伦理产生的直接依据。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形而上的绝对律令和至善的东西;也并非由人的生命、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道德的产生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和社会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生成的一般规律。再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口而新的需要又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促进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生，进一步引发新的道德伦理诉求。在新道德伦理建构中，人们需要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同时从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新道德原则并加以确立。显然，道德建设并非可以由经济建设直接取代或单凭经济物质方式和手段就能圆满完成实现。科学认识道德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人们对道德建设的地位、意义、途径、方法的观念认识不断走向自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体系，是一个包含思想理论、理论信念、道德准则、精神实质和社会风尚的价值认同整体，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要求，它必然成为我国社会道德构建的思想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和理论自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状态不断走向理性自觉.而且体现了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活动方式不断走向理性自觉。即:科学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发展关系。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客观世界本质与发展趋向的深刻反映和深度把握，同时也体现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底蕴，体现着对人类社会乃至对整个客观世界所肩负的道德责任感和意识情怀。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只有把道德建设自觉落实到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施方案体系当中，把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自觉提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上来，将发展经济与道德、文化建设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发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作用，防止简单地或变相地以一方取代另一方的畸形或极端发展趋向。
问题二:道德伦理苍白无力，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构筑了一整套宏大严密的儒家伦理教化系统，追求以血缘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社会秩序，契合了小农封建社会和大一统政治需要。该教化系统以君权和神权作为支撑，存在着一整套严密的以科举人仕为潜在目的、以化民成俗为显性目的的教化网络。它既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也包括士大夫的谕俗乡约、村落的家规族法、民间的祭祀礼仪、佛庙神道、戏剧小说等一系列非学校系统。传统儒家伦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模式本质上有着非平等性、非开放性、非反思性的特征，人们对教化内容只能遵照服从，不能置疑、挑战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工业文明进步使人们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自然形态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人们以主体性，客观上要求对道德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方面进行必要创新。文艺复兴之后，“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田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从天国降到尘世、从彼岸世界回到此岸世界、从皇权走向世俗，道德教化的平等性、开放性、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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