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获得了丰收[14]。许州西湖风光在宋代非常有名，水多的地方自然给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浅浅碧水平，青青稻苗长”[15]足以为证。汝州在宋真宗时就有“内园兵士种稻”，后又“募民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置园长，京朝官专掌之，垦田六百顷，导汝水浇溉，岁收两万三千石。”[1] 到了宋徽宗时，汝州的水稻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官方还在此设立了“稻田务”[2]。这是专门的种稻组织。水稻在此种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水稻种植的北移在农业史上有重大意义。政府对水稻的引进很重视，农民也积极种植，改善了人们的耕作方式及种植结构，使各地都能充分利用地利和水利资源，换种轮作，扩大耕地面积和作物品种，从而提高粮食总产量。
其次，粟、菽的种植。由于粟对自然条件的要求比小麦对自然条件的要求低，粟在条件不太好的地方也得到了种植。在洛阳，宋人的诗中这样写道：“村落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间有此乐，何必待封侯”[5]；汝州“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15]。粟菽的种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粮食产量，减少了饥民，农民安居乐业。
宋时，芝麻在河洛地区也得到了种植，我们从“今年西京及南京等处水，脂麻（芝麻）不熟，自当贵，岂可责市易司”[1]中可以看出。
三、宋代河洛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
（一）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
“夫民者，国之根也”[2]，人口数量的变动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是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的人口基本上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盖禹贡冀、豫、荆、兖、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为多……然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孟津、荥阳、滑台、宛丘、汝阴、颖川、临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颇同。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1] 甚至在熙宁六年（1073）十月，苏辙对京西北路还这样描述：“惟京西于诸路地大且近……出入数千里，土广而民淳……然其壤地瘠薄，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9] 可见，当时河南地区的人口大致情况是人烟稀少。为了解决农业人口的不足，宋政府对河洛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
河洛地处国家的文化中心地区，是宋代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受惠于国家的各种有关人口的政策较多，使得人口增长较为明显。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的移民，既包括宋政府因政治、经济、军事、灾荒等因素而组织的移民，也包括居官、致仕、戍守避难等而移居当地的人口。
唐末五代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导致河洛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据史料记载，河洛地区，“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17] 北宋初年河洛地区的经济一直未能恢复到隋唐时期的水平。为了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同时也为了削弱敌国，北宋建立初年，北宋政府将周边国家的降民大规模的迁居内地。开宝二年（969），宋太祖接受建议，对北汉采取“起其部内人户于西京、襄、邓、唐、汝州，给闲田使自耕种，绝其供馈”的政策。五月，太祖围攻太原不克，退兵时“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 [1]。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北汉地区元气大伤。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攻下太原时，“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徙僧、道士及民高赀者于西京。”[1]把僧道和一些富家大户迁到洛阳。雍熙三年（986）七月，宋太宗派枢密都承旨杨首一等赴并、代等地把许多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民众迁至河南府、许、汝等州，这次迁入到河洛地

区的移民达8 236户，78 262口，牲畜40余万头[1]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持续到仁宗时期，给河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其他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许多人逃往河洛也造成了河洛地区当地人口的增加。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流经中原地区，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但是，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宋代水患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澶州、河北境内，而河洛地区所在的大部分中游地区相对较少，因此为了躲避水灾，许多人自发的移民河洛地区。如北宋名臣李淸臣，原居河北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躲避“大河之患”，迁居偃师。北宋时期，北宋政府为躲避自然灾害将大量灾民迁居河洛地区促进了河洛地区农田的开垦和经济的发展。
耕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历来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中国古代，人们对耕地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很早就高度重视。土地既是人们耕作的场所，又是农业生长的基地，农业耕地的数量、质量及其经营状况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前文提到河洛地区“土地褊薄，迫于营养”，“人稀，土不膏腴”等，说明河洛地区还是有待于开发的，宋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形式政策，督促全国大力开垦土地。
耕地的开垦主要是通过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体现。宋政府建国之初就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无地或少地之民开垦土地，至道元年（995）六月，北宋政府就颁布《募民耕旷土诏》，“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汙莱。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复。宜伸劝课之令。更示蠲复之恩。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18]此诏令无疑鼓励了无地、少地的人积极从事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宋仁宗嘉祐年间，赵尚宽任唐州知州，其管辖范围到达邓、汝一带。他上任以后极力想改变这一地区地广人稀的落后局面。因此，他认真贯彻轻赋薄敛政策，同时他还考察了汉代召信臣修筑的水利设施遗迹，决定从兴修水利入手。他带领当地的军民，“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2]。水利复兴了，农业的发展有了保障，于是流民纷纷涌来，投入到生产劳动之中，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出几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宋神宗时，高赋继任，又作陂堰44处。开垦土地31 300余顷，招募流民，增加户口11 380户[2]，使这些地区成为农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