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整体还是好的，这才有信息量，才有意义，才有助于操作和有所借鉴。
第三点，即使计划经济或政策干预导致了灾难，也仍有不少解释空间。我们要不断地了解历史与事实，清除错误的观念，否则就不能真正接受教训。三年饥荒产生的原因就值得分析。是土地少了呢，还是破坏了市场制度。很多过去的误解，其实都要重新澄清。比如像科斯教授所说，过去的经济学家把灯塔当作公共物品的一个典型来讨论，事实上，灯塔可以是私人拥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灯塔可以排他性地收费。为什么呢？是因为所有经过灯塔的船最后都要到固定的港口去停靠，在你停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经过我的灯塔，这时候收费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有些看来是所谓市场失灵的地方，其实并不失灵。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像过去有个说法，说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工农业剪刀差是为了推进工业化。我们山东大学有一个博士做的论文，批驳了这种观点。
第四点就是我们还是要推进制度创新，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比如由科斯定理所导出的污染权交易，用来替代“庇古税”，实际上是把过去政府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做。再比如在近些年来，在公用事业中出现的公私合作模式。再有一点就是探究非市场亦非政府的制度安排。既然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但不一定市场失灵的部分一定要由政府介入和干预，还有其他的非市场、也非政府的这样一些制度安排，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家庭、宗教、文化传统等。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还需要探究制度安排，其实这是一个比市场失灵更大的话题。它还包括了公共选择方面投票悖论问题。这个时候，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失灵。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处理。我们不能说个人主义方法论不适用的地方，我们就无所作为，或者我们就不能应对。我们要创造出一些制度安排。其实很多的制度安排，都是针对这样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不适用情况创造出来的，比如像政府，比如像宗教，甚至家庭，还有一些文化、习俗、传统等等都是如此。
最后就是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其实也是在推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推进经济自由主义所适用的范围。我记得汪丁丁曾经说过，希腊文的“交易”，其含义就是要“分清敌我”。什么意思呢？交易有费用，影响交易费用的一种因素是文化观念。文化观念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交易费用增高，进而可能会导致交易无法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想，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规则，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就是规则的冲突。我们要去辨析和思考，去发现它们之间是不是可以兼容、融合和整合。而人类的历史，确实就是一个不同地域的小文化，经过不断地互动，实现了兼容、融合和整合的过程。文化不断地整合，所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自由交易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就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个体之间能够自由交易，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经济自由主义适用的范围。
2010年11月21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讲演。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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