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的推行总是处于同公众博弈中的被动地位，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往往会力度过大，矫枉过正，因此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一管就死”，是因为政府总是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一紧缩，就把经济搞死了，企业就失去活力；“一放就死”，也是因为政府事后感到紧缩过度给经济造成了损害，于是从紧缩转向放松，而一放松，投资过热，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又来了。于是政府又感到再度紧缩的必要。
在双重转型中，这种时紧时松、时“死”时“乱”的现象之所以一再发生，既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也由于政府职能未能正确定位所致。
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双重转型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基础上，政府职能更应正确定位，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子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要打乱投资者、消费者、储蓄者的正常预期，宏观调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紧大松、大起大落。否则，要么会导致经济中出现大量泡沫，要么经济中的泡沫会突然破裂。这些都会使经济遭到伤害，并使公众对宏观调控失去信心。
经济运行中是会出现运行不正常的预兆的。即使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终是不完整的，但通过筛选，仍会发现经济运行不正常的预兆。所以今后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重在微调，并且要尽可能少采取总量调控措施，而要以结构性调控措施为主。与总量调控措施相比，结构性调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荡较小，效果会更显著。
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除了应当重视微调以 外，还应当进行预调。宏观调控起始时机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宏观调控起始时机往往滞后，宏观调控的结束时机更可能滞后。这两种滞后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后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增加困难。
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调控原来只是以调节总需求为目标，这主要适应于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调节。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发生了滞胀，单纯调节需求不解决问题，仅仅着眼于短期调节也远远不够的。于是美国在先，其他国家随后，宏观调控由单纯调节总需求转为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并重，由短期调节转向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以及由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这已经成为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调控方式，可供我们在双重转型中借鉴。
在中国，宏观调控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整，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没有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认真的筛选，从而易于被各地区、各部门汇报上来的报喜不报忧的假象所迷惑，而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真实情况却不一定能被政府所掌握，这样，宏观调控的时机往往滞后。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政府应当汲取以往的教训，要尽可能掌握经济中的真实情况，并把预调放在重要位置上，做到今后预调和微调并重。
最后，在这里还需要谈一谈宏观调控中的限价政策问题。既然我们要继续体制转型，那就必须懂得限价政策的局限性，因为这是破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加之，在经济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相互影响的，也是互为成本的。在宏观调控中，有时为了控制某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采取对该种商品限价的政策。经验表明，限价政策顶多只能短期有效，但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限价政策实行的结果，结构失调现象必然更加突出，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全部商品价格都得到管制，这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对某些商品的价格采取限价措施。这样一来，在商品互为成本的条件下，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可以浮动时，某些商品的价格却被冻结了，那只能使被冻结价格的商品减少供应量，使产业链断裂，使结构更不协调，进而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资源价格的管制所造成的是同样的后果。资源绝对不可能做到无限供给，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莫不如此。中国劳动力资源虽然比较充足，但如果按年龄、技术工种、专业水平、居住地区来分类，依旧是有限供给的。所以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来考察，不能完全按市场需求来制定使用和分配规则，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配额管理。但配额管理的利弊并存，不能随意使用，否则对经济运行不利。至于对资源产品实行价格调节，也应当考虑到资源有限供给的现实性，价格调节也会导致产业链断裂，扭曲结构现状，甚至使结构失调更严重。对于资源产品价格不合理之处，最有效的对策是推进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这一改革，使资源定价趋向合理，才能避免资源价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这再一次证实体制转型在双重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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