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1998年的韩国做一个问卷调查，询问韩国人“你最痛恨的东西”，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可能会榜上有名。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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