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评张爱玲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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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迄今为止，一个极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读书界的重视：人们一直把张爱玲分割为二，一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而对后一个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虽然张氏根据她１９５０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长篇《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１９６７年香港皇冠）最近搬上了银幕，她１９５２年由沪迁港、定居美国直至客死异乡的踪迹也屡有披露，但所有这些，与完整呈现文学家张爱玲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袁：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郜：从中“作梗”的，主要是张氏１９５４的在香港发表的两部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海外最早对这两部书私下或公开作出评介的是胡适与夏志清，他们褒多于贬，不乏真知卓见，但也尽显了各自的偏见。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张爱玲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１９８４年《收获》重登张氏旧作《金锁记》时，柯灵先生写了《遥寄张爱玲》一文，谈到《秧歌》、《赤地之恋》，即不假思索全盘予以否定，理由是“*偏见”，“虚假”，“不真实”，连“作者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也成了抹煞其创作的依据。柯灵先生的观点隐隐已成为定论，十多年过去了，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很难得到客观而公正的对待。一谈到后期张爱玲，似乎就只有《红楼梦》研究，《海上花列传》译注，以及其他用中英文零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小说家张爱玲被腰斩了，她的形象和价值，就定位在四十年代那几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上面。
袁：在张爱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估计她五十年代后的创作？能否以五十年代为界线，把她分割成互相没有关联的前后两部分？如果不能，又将如何看待她前后期创作的内在关联？如果把五十年代前后的张爱玲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会不会作出和现有的定论不尽相同的描述？
郜：１９９５年冬，张爱玲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陈子善先生特地将新发现的张爱玲学生时代一篇习作揭载于《文学报》，作为对这位旷代才女的纪念。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想完整地了解张爱玲其人其书、爱而欲其全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既如此，又有什么理由避而不谈她在五十年代创作的两部直接关系到后期文学活动的长篇呢？因为争议甚大，话题敏感？不是的。这两年文坛争论可谓多矣，许多人担心的并非有什么不便争论，倒是能够想到的话题差不多争论完了，无话可说的危机已悄然而至。《秧歌》、《赤地之恋》之所以很少被人讨论，我想主要因为从当代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出发，根本就不把它们当做问题。换言之，这个现象隐藏着当代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本身某种有待分析的问题。
袁：八、九十年代两次张爱玲热，主要将张定位成代表小市民生活理想又有点神秘的贵族化色彩的作家，至少倾慕张爱玲并努力向她学习的一些当代作家是这么看的。他们根据的只是张氏四十年代的作品，片面性可想而知。张的创作生命并不止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她除了一些电影剧本和英文作品，光是用中文写作，或起初用英文后来又亲自翻成中文的作品，比较重要的就有《小艾》，《十八春》（后改为《半生缘》）、《色戒》、《五四遗事》、《怨女》、《秧歌》和《赤[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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